《国琛集》序
《国琛集》者，予同年一庵唐子所纪开国以来人才之盛，集之以为世宝者也。集凡四科，盖取鲁论圣人、君子、善人、有恒之义，不以时，不以类，不以品，小大偏全，错而陈之，各擅其所美。其要主于发明此学，以蓄德而广才，固非病于方人也。
夫学，心学也，人心之灵，变动周流。寂而能感，未尝不通也；虚而能照，未尝不明也。此千圣以来相传之宝藏，人人之所同有，惟蔽于私而始失之。学也者，学去其蔽而已矣，非有加也。夫心之通明谓之圣，圣人者，生而知之，学之的也。君子以修言，善人以质言，有恒以基言，皆学而知之者也。而惟有恒，则可以进于善人君子而入于圣，小者大，偏者全。唐子所谓斯四科者，不于文，不于行，皆自其心论之，非其心则弗取也。隆杀宾主之义存乎本述，愿学之意存乎注脚，譬草蛇灰线，而生气行乎其间，在明眼者取而观之。此纪集之本意也。
粤自明兴以来，学术渐著，肇于薛敬轩，沿于吴康斋、胡敬斋，而阐于陈白沙。敬轩以行修，康斋以悟入，敬斋祖薛而得证于吴，白沙宗吴而尤主于自得。学将有所归矣！延绵衍溢，至于阳明夫子，首提良知之旨，示之学的，而后灿然大明。国将兴，必有兆以开其先，盖征之也。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机，不以意测，不以识求。以此畜德则德日新，以此广业则业日富，转移人心之要，纲维治化之原，学之大全也。
夫自良知之说流传海内，人孰不闻，然能实致其知者有几？唐子欲以讨真心为刺贽，真心孰从而讨之？夫真心者，言乎有恒之心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。吾人果能持有恒之心，究夫虚寂流行之机以求其所入，而不以意识参乎其间，圣学庶有赖也已。若曰执权衡以较轻重，而以方人病之，浅浅乎知唐子矣。茫茫太虚，孤悬一掬，其谁幸以助予？此唐子苦心，故叙而终焉。
《山阴县核田平赋岁计》序
治邑犹治家，邑之有宰犹家之有主也。治家以利田为本，治邑以民事为本。事莫先于经界，核田平赋以制其用。经界之事也，如理一家之政，稽其为田几何、为赋几何，量其经费之用几何。既立为恒产矣，家之先有善法可仍者，从而守之，家之四邻有善法可因者，从而证之。或饬其所已废，或增其所未备，求其有益于家政而已。是非舍己利物、笃于一体之念，能若是乎？予于方湖杨侯重有感焉。
侯以进士文学起家，出，宰吾邑二年于兹，禔身范物，善政日加于民，宏才远识，百职就兴。而其所缵田赋岁计之法，审度精详，公好恶之施，明利害之原，求其有利于民而不必出于己，尤足以见仁人之用心，可以垂之永久而勿替。所谓其事虽述，其功有倍于作者，非欤！侯欲锓梓以传将来，属予为之记。记曰：
古之善制田赋者，必因土之瘠沃、田之高下以定其田赋之重轻，田制不明，则赋法不公。二者无纪而能使国用之裕、民生之厚，不至于交受其病者，世无是理也。考之《禹贡》，土辨五色，田别三错，赋因三等。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任土事与夫定民地而登民赋之制，上之所以取乎下、下之所以供乎上，一是皆以田赋为则，而制用之法所由出焉。是非治邑之要务也哉？
扬州之田，下上上错，山阴属扬州分野，田赋之制，汉以前无可考。自马臻开鉴湖而利始兴，所谓三百里之湖灌九千顷田是也。唐宋以来，兴废不常，利害亦异，裁成补缉，随时以为益损，要不失古人立法之意而已。国初建制，沿唐宋之旧，上稽虞周，田赋皆有定额。原田六千五顷三百六十亩有奇，原米八万二千七百石有奇。制有官民，田有肥瘠，兼之湖职学站免附新涨开垦，名数庞杂，通计一百一十六则。则因田而立，赋因则而定，徭役里甲之需，皆视此以为准。当是时，厉禁甚严，人不敢犯，其法未尝不善也。历界以来，法久禁弛，奸诡日生，那移欺隐脱漏飞法之弊，殆且百端。或以官为民，或以重作轻，且贫者利重价而摘粮卖田，富者利轻税而扣粮买田，贿通里书，尽去其籍，加以年久，遂至无挨田粮数多。屡经清查抵补，尚剩无挨田四千九百一十余亩，米一千四百八十余石，始累小民空赔，终贻里递包赔，此积弊之甚者也。前宰农里何侯璇目击斯弊，协谋于前守梅侯守德、二守潘侯，梅请于监司，锐意清量，严责委，详检核，有图以纪其繁，有册以稽其实，不惟埋没无粮之田无从而隐，而开垦新涨之田亦有可稽。乃定为四乡则例，上为湖田，次为中乡山田，次为江北田，又次为天乐田，凡无挨之米与官余重粮皆摊入于四乡之中，亩数则增额而有加，米数则通融而无改。百余年影射貱赔之害，一旦湔除，前令叶侯可成复印给由帖以便输纳。此所谓家有善法之可守者也。
旧制：上之取于民者，五年徭役，五年里甲，十年之内，两次征纳，余皆饱食安生，足迹可以不至县庭，其会约而征输省，其法亦未尝不善也。历界以来，上之取乎下者日繁且亟，每岁税粮本色折色随征水马等银，通计三万六千余两。条项既多，不得不各立收头，以司输纳。一遇佥定之时，积年包揽之徒，多方干当，得银入手，则恣为糜费，虑上追查，则巧为掩那，以一科十，将无作有，愚民无知，甘受其害。此尤积弊之甚者也。近余姚县邓侯林乔，议处一条鞭法，各折马价等银攒为一起，在收则为总，在解则为分，官不厌于比并之烦，民亦乐于输纳之便，四邻有善法可因者也。
侯于何所更定者既守以画一之法，邓所议行者既示以乐取之公，不但已也，复虑法久弊生，渐成废弛，勤咨询，核版籍，定疆土，以致屡省之会。咨询遍则人无遁情，版籍明则上有定输。规画精密，动中肯綮，是皆饬其渐废，干蛊之义也。又念收头虽革，输纳之事当有所属，乃择粮长分花各置木柜及号簿号票，曲尽收贮之法。且各乡田亩，俱照原派。该米几何、该银几何，印给由帖，与民共知。纵使五尺之童，据由输纳，人亦莫得而欺。其岁计里甲徭役二项，亦议以一条鞭法革运头之弊处，输委之资与税粮分为三段，循序征收，亦用一缓二之遗意。是皆增其所未备，敕法之道也。审于述作，慎于沿革，国用裕而民生厚，处官事如家，视民犹子，而无复人己之分，侯真仁人之用心也哉！是可以为法矣。
侯复议处兴革事宜，防患守要，振风规，肃吏治，严法纪，济时艰，与地方同其利害，生民均其休戚。犹治家之主，既立有恒产，复为贞度张维以垂久大之业，此尤设险饰贲之意也。侯明于易理，故以是终焉。
《晴川杨公生祠录》后序
先师之宰庐陵也，惠爱沦浃，弦诵满城，人俨然以宓子言游视之，谓守令治法中，殆无复余理。及在南赣，握兵符，治剧寇，已而值藩变，当其冲，其所指画，固亦不能外戎马韬钤以临之，而方寸之间，一念入微，藏于九地，动于九天，固自别有一种将略在。建牙鸣鼓，不事声色而得之，故其效也。从容暇豫，若游刃于全牛之躯，而不专事于斧斤。故先师尝语人曰：“至此愈见得学问得力处。”噫，盖自宰牧庐陵以来，骎骎于两字之效也。
今司马杨公旧守吾越，盖尝以学道爱人为事者，故人亦爱公，至于今不忘。而公固以守擢兵宪去，未几，而开府镇蓟辽，兹且奉召入本兵理戎政，天子倚毗方笃，而公功名日隆于在郡■。此不亦从学道爱人，不已其功，若先师在庐陵南赣时之勉勉而能然耶。愿公之益勖之也。
越人旧德公，碑而表之，以为未称，兹复相与祠公。祠成，而撰述者盈■，属予序诸篇末。故予即以公所尝致力者为公告，以致爱助之万一云。
《起俗肤言》后序
君子之行其政也，其必由学乎？学也者，以万物为体者也。是故君子之治也，视天下犹一家也，视天下之人犹一人之身也，视天下之心犹一心也。譬诸木之千枝万叶而一本也，水之千流万派而一源也。是谓一视之仁。
三代之时，其学明，故政一而化溥，举之有宗，达之有机。凡布诸经纶，宣诸令甲者，无非因民之生，顺民之性，防民之邪，以行吾一体之实学，非有所求而媚之也，非有所强而驰之也，自尽而已矣。逮德下衰，仁义寝息，世之言治者纷纷于禁令威严之末以防民，而不复知有一体之治。及民之不率于教也，则漫诿之曰：是不可化也已。政日扰，刑日烦，而治日远。呜呼！何忍视斯民之不能三代也？
吾侯双柏子之治吾越，慨习俗之未同而病其离也，谓三代以上宗法明而知，三代以下宗法亡而乱，乃一旦以追古之意，作为肤言，以启训之。其大旨在于明宗为要，科条数十，绳引珠联以尽其变，而卒归于姓性之同，其殆举之而得其宗，达之而不失其机者乎？呜呼！可谓仁矣。
侯之言曰：“天下一大家也，姓，身之生生不息也；性，心之生生不息也。莫先于知其姓，尤莫大于尽其性。以心观心，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使人人各归其宗，各亲其亲，各长其长，而我无与焉。”其为教也微，其止邪也豫。譬之木培其根，水浚其源，而枝分派别，自中于理也。
虽然，侯尝闻教于阳明夫子矣，夫子之学，以亲民为宗，一体之谓也。侯之职在亲民，而越为夫子之乡，是以夫子之教教其乡人也。是岂惟斯世治乱之所系，将吾道绝续之几重有赖焉。不肖辱在夫子之门，于侯为同志，知侯为最深，乐侯之治之有兴也，举侯所得于一体之学者为侯终松之。呜呼！吾越之民，其尚思所以迪侯之教也哉！
《太平杜氏重修家谱》序
万历丁丑夏，予赴宣歙之会，道出太平九龙山，杜生质偕诸叔侄子弟咸赴讲下，出其所藏谱牒，乞予一言弁首，以诏后人。
按，谱杜氏受姓出于陶唐，系籍西安。牧之公初判宣州，继刺池州，慕长林之胜，以其子荀鹤出继族人杜筠公为嗣，荀鹤公遂为长林始迁之祖。历七世，希素公迁居太邑之箬岭。又五世，广东廉访司副使国贤公始事修谱，数百年世系，得有考证。又百余年，成化间，十五世孙杜住生嗣修之，殆今将百年。杜子质辈谋于族人，复嗣修之，今所存谱牒是也。
夫有国史，有家乘。乘者，史之流也。按凡例，修国史者必知春秋之义，然后可以明王道而正国体。修家乘者亦当知春秋之义，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。可谓得其意矣。予谓欲明春秋之义，莫先辨于是非，究明一体之学。良知者，是非之公，自圣以至于途人皆所同具，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良知者，天地之灵气，原与万物同体。手足痿痹，则为不仁，灵气有所不贯也。有人于此，以县宇为家，以昊天为祖，以四海为兄弟，以万物芸芸为同体，谁曰不可！故同之则楚越一家，以其心之同也。异之则肝胆易处，以其心之异也。今夫聚族而居，父子伯叔兄弟咸在，出入则同，吉凶庆吊则同，序事则同堂，会食则同席，由是而反其所自始，一体相授，俨然如将见之，以其谱之存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