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丰八年，哲宗嗣位。门下侍郎司马公光，尚书左丞吕公公着，及西京留守韩公绛，上其行义于朝。见哲宗、徽宗实录。按：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曰：“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，力学好古，安贫守节，言必忠信，动遵礼义，年逾五十，不求仕进，真儒者之高蹈，圣世之逸民。伏望特加召命，擢以不次，足以矜式士类，裨益风化。”又按：胡文定公文集云：“是时谏官朱光庭又言，颐道德纯备，学问渊博，材资劲正，有中立不倚之风；识虚明彻，至知几其神之妙；言行相顾而无择，仁义在躬而不矜。若用斯人，俾当劝讲，必能辅养圣德，启道天聪，一正君心，为天下福。”又谓“颐究先生之蕴，达当世之务，乃天民之先觉，圣代之真儒。俾之日侍经筵，足以发扬圣训；兼掌学校，足以丕变斯文。”又论“祖宗时起陈搏、种放，高风素节，闻于天下。揆颐之贤，搏、放未必能过之。颐之道，则有搏、放所不及知者。观其所学，真得圣人之传，致思力行，非一日之积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有制礼作乐之具。乞访问其至言正论，所以平治天下之道。”又谓“颐，以言乎道，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或闲；以言乎德，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；以言乎学，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；以言乎才，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。是以圣人之道，至此而传。况当天子进学之初，若俾真儒得专经席，岂不盛哉！”十一月丁巳，授汝州团练推官，西京国子监教援。见实录。先生再辞，寻召赴阙。
元佑元年三月，至京师。王严叟奏云：“伏见程颐；学极圣人之精微，行全君子之纯粹，早与其兄颢，俱以德名显于时。陛下复起颐而用之，颐趣召以来，待诏阙下，四方俊乂，莫不翘首向风，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，处之者当否，而将议焉。则陛下此举，系天下之心。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，择所以处之之方，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，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，四海潜光隐德之士，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。”除宣德郎，秘书省书郎。先生辞曰：“祖宗〔一〕时，布衣被召，自有故事。今臣未得入见，未敢袛命。”王严叟奏云：“臣伏闻圣恩特除程颐京官，仍与校书郎，足以见陛下优礼高贤，而使天下之人归心于盛德也。然臣区区之诚，尚有以为陛下言者。愿陛下一召见之，试以一言，问为国之要，陛下至明，遂可自观其人。臣以颐抱道养德之日久，而潜神神积虑之功深，静而阅天下之义理者多，必有嘉言以新圣听，此臣所以区区而进颐。然非为颐也，欲成陛下之美耳。陛下一见而后命之以官，则颐当之而无愧，陛下与之而不悔，援受之闲，两得之矣。”于是召对。太皇太后面喻，将以为崇政殿说书。先生辞不获，始受西监之命。且上奏，论经筵三事：其一，以上富于春秋，辅养为急，宜选贤德，以备讲官，因使陪侍宿直，陈说道义，所以涵养气质，熏托德性。其二，请上左右内侍宫人，皆选老成厚重之人，不使侈靡之物、浅俗之言，接于耳目，仍置经筵袛应内臣十人，使伺上在宫中动，息以语讲官，其或小有违失，得以随事规谏。其三，请令讲官坐讲，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，寅畏袛惧之德。而曰：“若言可行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，愿听其辞。”札子三道，见文集。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先生辞卑居尊，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，盖不知先生出处语默之际，其义固己精矣。既而命下，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。见实录。先生再辞而后受命。
四月，例以暑热罢讲。先生奏言：“言辅导少主，不宜疏略如此。乞令讲官以六参日上殿问起居，因得从容纳诲，以辅上德。”见文集。五月，差同孙觉、顾临及国子监长貣，看详国子监条制。见实录。先生所定，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，而月使之争，殊非教养之道，请改试为课，有所未至，则学官召而教之，更不考定高下；制尊贤堂，以延天下之道德之士；镌解额，以去利诱；省繁文，以专委任；励行检，以厚风教；及置待宾吏师斋，立观光法，如是者亦数十条。见文集。旧实录云：“礼部书胡宗愈谓先帝聚士以学，教人以经，三舍科条固已精密，宜一切仍旧，因是深诋先谓不宜使在朝廷。”
六月，上疏太皇太后，言今日至大至急，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，惟是辅养上德；而辅养之道，非徒涉书史，览古今而已，要使跬步不离正人，可以涵养熏陶，成就圣德。今间日一讲，解释数行，为益既少。又自四月罢讲，直至中秋，不接儒臣，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。请俟初秋，即令讲官轮日人侍，陈说义理；仍选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，侍上习业。且以迩英迫隘暑热，恐于上体非宜，而讲日宰臣史官皆入，使上不得舒泰悦怿；请自今，一月再讲于崇政殿，然后宰臣史官入侍，余日讲于廷和殿，则后楹垂帘，而太皇太后时一临之。不惟省察主上进业，其于后德，未必无补，且使讲官欲有所言易以上达，所系尤大。又讲读官例兼他职，请亦罢之，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。皆不报。
八月，差兼判登闻鼓院。先生引前说，且言入谈道德，出领诉讼，非用人之体，再辞不受。见文集。杨时曰：“事道与禄仕不同。常夷甫以布衣入朝，神宗欲优其禄，令兼数局，如鼓院染之类，夷甫一切受之。及伊川先生为讲官，朝廷亦欲使兼他职，则固辞。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，则今日之，仕须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，不然是苟禄也。然后世道学不明，君子辞受取舍鲜知之。故常公之受，人不以为非，而先生之辞，人亦不以为是也。”
二年，又上疏论廷和讲读垂帘事，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，问上进学次第。又奏迩英暑热，乞就崇政、延和殿，或他宽凉处讲读。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不可，有旨修展迩英阁。先生复上疏，以为修展迩英，则臣所请遂矣。然祖宗以来，并是殿上坐讲，自仁宗始就迩英，而讲官立侍，盖从一时之便耳，非若临之意也。今临之意，不过以尊君为说，而不知尊君之道。若以其言为是，则误主上知见。臣职当辅导，不得不辨。
先生在经筵，每当进讲，必宿斋豫戒，潜思存诚，冀以感动上意；见文集。而其为说，常于文义之外，反复推明，归之人主。一日当讲“颜子不改其乐”章。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，将何以为说，及讲，既毕文义，乃复言曰：“陋巷之士，仁义在躬，忘其贫贱。人主崇高，奉养备极，苟不知学，安能不为富贵所移？且颜子，王佐之才也，而箪食瓢饮；季氏，鲁国之蠹也，而富于周公。鲁君用舍如此，非后世之监乎？”闻者难服，见胡氏论语详说。而哲宗亦尝首肯之。见文集。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。先生曰：“不于此尽心竭力，而于何所乎？”上或服药，即日就医官问起居，见语录。然入侍之际，容貌极庄。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重事，或侍立终日不懈，上虽喻以少休，不去也。人或以问先生曰：“君之严，视潞公之恭，孰为得失？”先生曰：“潞公四朝大臣，事幼主，不得不恭。吾以布衣职辅导，亦不敢不自重也。”见邵氏见闻录。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，必避蝼蚁。因请之曰：“有是乎？”上曰：“然，诚恐伤之尔。”先生曰：“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则天下幸甚。”见语录。
一日，讲罢未退，上忽起凭槛，戏折柳枝。先生进曰：“方春发生，不可无故摧折。”上不悦。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。且云：“温公闻之亦不悦。”或云：“恐无此事。”所讲书有容字，中人以黄覆之，曰：“上藩邸嫌名也。”先生讲罢，进言曰：“人主之势，不患不尊，患臣下尊之过甚而骄心生尔。此皆近习辈养成之，不可以不戒。请自今旧名嫌名皆勿复避。”见语录。时神宗之丧未除，而百官以冬至表贺。先生言节序变迁，时思方切，清改贺为慰。及除丧，有司又将以开乐致宴。先生又奏请罢宴曰：“除丧而用吉礼，则因事用乐可矣。今特设宴，是喜之也。”见文集。尝闻后苑以金制水桶，问之，曰：“崇庆宫物也。”先生曰：“若上所御，则吾不敢不练。”在职累月，不言禄，吏亦弗致，既而诸公知之，俾户部特给焉。又不为妻求邑封。或问之，先生曰：“某起于草莱，三辞不获而后受命。今日乃为妻求封乎？”见语录。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。先生曰：“吾平生不啜茶，亦不识画。”竟不住。见龟山语录。或云：“恐无此事。”文潞公尝与吕、范诸公入侍经筵，闻先生讲说，退相与叹曰：“真侍讲也。”一时人士归其门者甚盛，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，论议褒贬，无所顾避。由是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，疾之如仇，与其党类巧为谤诋。见龟山语录、王公系年录、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。又按：苏轼奏状亦自云：“臣素疾程某之奸，未尝假以辞色。”又按：侍御史吕陶言：“明堂降赦，臣僚称贺讫，而雨省官欲往奠司马光。是时，程颐言曰：‘子于是日哭则不歌，岂可贺赦才了，却往吊丧？’坐客有难之曰：“子于是日哭则不歌，即不言歌则不哭。今已贺赦了，却往吊丧，于礼无害。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，众皆大笑。结怨之端，盖自此始。”又语录云：“国忌行香，伊川令供素馔。子瞻诘之曰：“正叔不好佛，胡为食素？”先生曰：‘礼，居丧不饮酒，不食肉。忌日，丧之余也。’子瞻令具肉食，曰：‘为刘氏者左袒。’于是范醇夫辈食素，秦、黄辈食肉。”又鲜于绰传信录云：“旧例，行香斋筵，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并设蔬馔，然以粗粝，遂轮为食会，皆用肉食矣。元佑初，崇政殿说书程正叔以食肉为非是，议为素食，众多不从。一日，门人范醇夫当排食，遂具蔬馔。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。正叔门人朱公掞辈衔之，遂立敌矣。是后蔬馔亦不行。”又语录云：“时吕申公为相，凡事有疑，必质于伊川。进退人才，二苏疑伊川有力，故极诋之。”又曰：“朝廷欲以游酢为某官，苏右丞沮止，毁及伊川。宰相苏子容曰：“公未可如此，颂观过其门者，无不肃也。’又按：刘谏议尽言集亦有异论，刘非苏党，盖不相知耳。
一日赴讲，会上疮疹，不坐已累日。先生退诣宰臣，问上不御殿，知否？曰：“不知。”先生曰：“二圣临朝，上不御殿，太皇太后不当独坐。且人主有疾，而大臣不知，可乎？”翌日，宰臣以先生言，奏请问疾，由是大臣亦多不悦。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𪫺巧，素无乡行，经筵陈说，僭横忘分，遍谒贵臣，历造台谏，腾口闲乱，以偿恩仇，致巿井目为五鬼之魁，请放还千里，以示典刑。
八月，差官勾西京国子监。见旧实录。又文仲传载吕公之言曰：“文仲为苏轼所诱胁，其论事皆用轼意。”又吕申公家传亦载其与吕大防、刘挚、王存同驳文仲所论朱光庭事，语甚激切。且云：“文仲本以伉直称，然蠢不晓事，为浮薄辈所使，以害忠良，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，愤郁呕血而死。”按：旧录固多妄，然此类亦不为无据，新录皆删之，失其实矣。又范太史家传云：“元佑九年，奏曰：‘臣伏见元佑之初，陛下召程颐对便殿，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，天下之士，皆谓得人，实为希阔之美事。而才及岁余，即以人言罢之。颐之经术行谊，天下共知。司马光、吕公着皆与颐相知二十余年，然后举之。此二人者，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。颐在经筵，切于皇帝陛下进学，故其讲说语常繁多，草芧之人，一旦入朝，与人相接，不为关防，未习朝廷事体，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，贪黩请求，奔走交结，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，以意气役台谏，其言皆诬罔非实也。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、朱光庭、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，故不知者指以为颐党。陛下慎择经筵之宫，如颐之贤，乃足以辅导圣学。至如臣辈，叨备讲职，实非敢望颐也。臣久却为颐一言，怀之累年，犹豫不果。使颐受诬罔之谛于公正之朝，臣每思之，不无愧也。今臣已乞去职，若复召颐劝讲，必有补于圣明，臣虽终老在外，无所憾矣。’先生既就职，再上奏乞归田里曰：“臣本布衣，因说书得朝宫。今以罪罢，则所授宫不当得。”三年又请，皆不报，乃乞致仕至再，又不报。五年正月，五年正月，丁太中公忧去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