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子曰章
所谓“声闻过情”，这个大段务外郎当。且更就此中间言之，如为善无真实恳恻之意，为学而勉强苟且徇人，皆是不实。须就此反躬思量，方得。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
敬之问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。曰：“人与万物都一般者，理也；所以不同者，心也。人心虚灵，包得许多道理过，无有不通。虽间有气禀昏底，亦可克治使之明。万物之心，便包许多道理不过，虽其间有禀得气稍正者，亦止有一两路明。如禽兽中有父子相爱，雌雄有别之类，只有一两路明，其它道理便都不通，便推不去。人之心便虚明，便推得去。就大本论之，其理则一；才禀于气，便有不同。”贺孙问：“‘几希’二字，不是说善恶之间，乃是指这些好底说，故下云‘庶民去之，君不存之’。”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物者，只争这些子。”时举录云：“人物之所同者，理也；所不同者，心也。人心虚灵，无所不明；禽兽便昏了，只有一两路子明。人之虚灵皆推得去，禽兽便推不去。人若以私欲蔽了这个虚灵，便是禽兽。人与禽兽只争这些子，所以谓之‘几希’。”
徐元昭问：“‘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’，如何是存之？”曰：“存，是存所以异于禽兽者。何故至‘存之’方问？”因问元昭：“存何物？”元昭云：“有所见。”曰：“不离日用之间。”曰：“何谓日用之间？”曰：“凡周旋运用。”曰：“此乃禽兽所以与人同，须求其所以与人异者。僧问佛：‘如何是性？’曰：‘耳能闻，目能见。’他便把这个作性，不知这个禽兽皆知。人所以异者，以其有仁义礼智，若为子而孝，为弟而悌，禽兽岂能之哉！”元昭又云：“‘万物皆备于我’，此言人能备禽兽之不备。”曰：“观贤此言，元未尝究竟。”璘录别出。
元昭问“君子存之”。曰：“存是存其所以异于禽兽之道理，今自谓能存，只是存其与禽兽同者耳。饥食渴饮之类，皆其与禽兽同者也。释氏云：‘作用是性。’或问：‘如何是作用？’云：‘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，遍现俱该沙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’此是说其与禽兽同者耳。人之异于禽兽，是‘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’。释氏元不曾存得。”
知而不存者有矣，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。“君子存之。”
“明于庶物”，如物格。
或问：“‘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’，明、察之义有浅深否？”曰：“察深于明。明只是大概明得这个道理尔。”又问：“与孝经‘事天明，事地察’之义如何？”曰：“这个‘明、察’又别。此‘察’字，却训‘着’字；‘明’字训‘昭’字。事父孝，则事天之道昭明；事母孝，则事地之道察着。孟子所谓‘明、察’，与易系‘明于天之道，察于人之故’同。”
子善问：“舜‘明庶物，察人伦’。文势自上看来，此‘物’字，恐合作禽兽说。”曰：“不然。‘明于庶物’，岂止是说禽兽？禽兽乃一物。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，皆是物。然有多少不甚要紧底事，舜看来，惟是于人伦最紧要。”
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。”明、察是见得事事物物之理，无一毫之未尽。所谓仁义者，皆不待求之于外，此身此心，浑然都是仁义。
守约问：“孟子何以只说‘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’？”曰：“尧自是浑然。舜却是就事物上经历，一一理会”
问：“‘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’若学者，须是行仁义方得。”曰：“这便如适来说‘三月不违’意。他是平日身常在仁义内，即恁地行出。学者身在外了，且须去求仁义就上行；然又须以‘由仁义行’为准的，方得。”
符舜功言：“只是‘由仁义行’，好行仁义，便有善利之分。”曰：“此是江西之学。岂不见上面分明有个‘舜’字？惟舜便由仁义行，他人须穷理，知其为仁为义，从而行之。且如‘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’，既未能安仁，亦须是利仁。利仁岂是不好底！知仁之为利而行之。不然，则以人欲为利矣！”
禹恶旨酒章
问：“‘禹恶旨酒，好善言；汤执中；文王望道未之见；武王不泄迩，不忘远；周公坐以待旦。’此等气象，在圣人则谓之‘兢兢业业，纯亦不已’；在学者则是‘任重道远，死而后已’之意否？”曰：“他本是说圣人。”又曰：“读此一篇，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！”
问：“‘汤执中，立贤无方’，莫是执中道以立贤否？”曰“不然。执中自是执中，立贤自是立贤。只这‘执中’，却与子莫之‘执中’不同。故集注下谓：‘执，谓守而不失。’汤只是要事事恰好，无过不及而已。”
问：“‘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。’上文既是各举一事言，四圣人之事亦多，周公如何施之？”曰：“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说。大抵所举四事极好，此一处自舜推之至于孔子。”
“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”，此不可考，恐是周公自有此语。如“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”？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语，公明仪但举之耳。四事极说得好。“泄”字有狎底意思。
因论“泄迩、忘远”，老苏说乖，曰：“圣人心如潮水上来，湾坳浦溆，一时皆得，无有远迩。”
王者之迹熄章
问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春秋作”。曰：“这道理紧要在‘王者之迹熄’一句上。盖王者之政存，则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’，故雅之诗自作于上，以教天下。王迹灭熄，则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，故雅之诗不复作于上，而诗降而为国风。是以孔子作春秋，定天下之邪正，为百王之大法也。”
庄仲问：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春秋作。先儒谓自东迁之后，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矣。恐是孔子删诗之时降之。”曰：“亦是他当时自如此。要识此诗，便如周南召南当初在镐丰之时，其诗为二南；后来在洛邑之时，其诗为黍离。只是自二南进而为二雅，自二雅退而为王风。二南之于二雅，便如登山；到得黍离时节，便是下坡了。”
可以取章
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”，是先见得可以取，后来却见得可以无取，如此而取之，则伤廉矣。盖后来见者较是故也。“与、死”，亦然。
正卿问：“‘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’，亦是二联之义？”曰：“看来‘可以取’，是其初略见得如此；‘可以无取’，是子细审察见得如此，如夫子言‘再思’一般。下二联放此，庶几不碍。不然，则不取却是过厚，而不与、不死，却是过薄也。”
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”，此段正与孔子曰“再斯可矣”相似。凡事初看尚未定，再察则已审矣，便用决断始得。若更加之思焉，则私意起，而非义理之本然。
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”云云。夫取为伤廉，固也。若与者本惠，死者本勇，而乃云“伤惠、伤勇”者，谓其过予与无益之死耳。且学者知所当予而不至于吝啬，知所当死而不至于偷生，则几矣。
孟子言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伤惠。”他主意只在“取伤廉”上，且将那“与伤惠”来相对说。其实与之过厚些子，不害其为厚；若才过取，便伤廉，便是不好。过与，毕竟当时是好意思；与了再看之。方见得伤惠，与伤廉不同。所以子华使于齐，“冉子与之粟五秉”，圣人虽说他不是，然亦不大故责他。只是才过取，便深恶之，如冉求为之聚敛而欲攻之，是也。
天下之言性也章
问：“‘则故而已矣’，故是如何？”曰：“故，是个已发见了底物事，便分明易见。如公都子问性，孟子却云：‘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。’盖性自是个难言底物事，惟恻隐、羞恶之类却是已发见者，乃可得而言。只看这个，便见得性。集注谓‘故’者是已然之迹也。是无个字得下，故下个‘迹’字。”
问“则故而已矣”。曰：“性是个胡涂不分明底物事，且只就那故上说，故却是实有痕迹底。故有两件，如水之有顺利者，又有逆行者。毕竟顺利底是善，逆行底是恶，所以说‘行其所无事’，又说‘恶于凿’，凿则是那逆行底。又说‘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’。性是胡涂底物事，情却便似实也。如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，这便是情。”相。
敬之问：“故，是已然之迹，如水之润下，火之炎上。‘以利为本’，是顺而不拂之意。”曰：“利是不假人为而自然者。如水之就下，是其性本就下，只得顺他。若激之在山，是不顺其性，而以人为之也。如‘无恻隐之心非人，无羞恶之心非人’，皆是自然而然。惟智者知得此理，不假人为，顺之而行。”南升。时举录别出。
敬之问：“‘故者，以利为本。’如火之炎上，水之润下，此是故；人不拂他润下炎上之性，是利。”曰：“故是本然底，利是他自然底。如水之润下，火之炎上，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。然水自然润下，火自然炎上，便是利。到智者行其所无事，方是人之得自然底，从而顺他。”倪同。
“故，是已然之迹，如水之下，火之上，父子之必有亲，孟子说‘四端’，皆是。然虽有恻隐，亦有残忍，故当以顺为本。如星辰亦有逆行，大要循躔度者是顺。”问：“南轩说故作‘本然’。”曰：“如此则善外别有本然。孟子说性，乃是于发处见其善，荀扬亦于发处说，只是道不着。”问：“既云‘于发处见’，伊川云‘孟子说性，乃极本穷原之理’，莫因发以见其原？”曰：“然。”
器之说：“‘故者以利为本’，如流水相似，有向下，无向上，是顺他去。”曰：“故是本来底，以顺为本。许多恻隐、羞恶，自是顺出来，其理自是如此。孟子怕人将不好底做出去，故说此。若将恶者为利之本，如水，‘搏而跃之，可使过颡’，这便是将不利者为本。如伊川说，楚子越椒之生，必灭若敖氏，自是出来便恶了。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恶。据他说，‘涂之人皆可为禹’，便是性善了。他只说得气质之性，自是不觉。”
故，只是已然之迹，如水之润下，火之炎上。润下炎上便是故也。父子之所以亲，君臣之所以义，夫妇之别，长幼之序，然皆有个已然之迹。但只顺利处，便是故之本。如水之性固下也，然搏之过颡，激之在山，亦岂不是水哉！但非其性尔。仁义礼智，是为性也。仁之恻隐，义之羞恶，礼之辞逊，智之是非，此即性之故也。若四端，则无不顺利。然四端皆有相反者，如残忍饶录作“忮害”。之非仁，不耻之非义，不逊之非礼，昏惑之非智，即故之不利者也。伊川发明此意最亲切，谓此一章专主“智”言。凿于智者，非所谓以利为本也。其初只是性上泛说起，不是专说性。但谓天下之说性者，只说得故而已。后世如荀卿言“性恶”，扬雄言“善恶混”，但皆说得下面一截，皆不知其所以谓之故者如何，遂不能“以利为本”而然也。荀卿之言，只是横说如此，到底灭这道理不得。只就性恶篇谓“涂之人皆可如禹”，只此自可见。“故”字，若不将已然之迹言之，则下文“苟求其故”之言，如何可推？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，极于太古开辟之时，更无差错，只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测耳。天与星辰间，或躔度有少差错，久之自复其常。“以利为本”，亦犹天与星辰循常度而行。苟不如此，皆凿之谓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