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帝时，河间献王好古，得《古礼》献之。郑《六艺论》云“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《古文礼》五十六篇，《记》百三十一篇，《周礼》六篇；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。”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《古文记》二百四篇。”《艺文志》曰“《礼古经》五十六篇，出于鲁淹中。”苏林云：“淹中，里名。”或曰“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，时有李氏上《周官》五篇，失《事官》一篇，乃购千金不得，取《考工记》以补之。”王莽时，刘歆为国师，始建立《周官经》，以为《周礼》。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，还家以教门徒，好学之士郑兴父子兴，字少赣，河南人，后汉大中大夫。子众，已见前。并作《周礼解诂》等多往师之。贾景伯亦作《周礼解诂》。
河间献王无得《古经》事，《逸礼》《周官》为歆伪撰，辨见前。
《礼记》者，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《记》，后人通儒各有损益。故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，《缁衣》是公孙尼子所制。郑玄云《月令》是吕不韦所撰。卢植字子干，涿郡人，后汉北中郎将。九江太守云“《王制》是汉时博士所为。”
《礼记》云为后人所益，信矣。故《保傅》《礼察》，《贾子》之书得附入，不独《中庸》《缁衣》采自《子思》《公孙尼子》也。《月令》亦刘歆伪撰，辨见《王莽传》。若卢植以《王制》是汉时博士所为，则殊非。考《史记封禅书》索隐，文帝所造书有《本制》《兵制》《服制》篇，非今《王制》也。郑康成以《王制》制度与《孟子》同，故答临硕云：“孟子当赧王之际，《王制》之作复在其后。”今验《王制》与《公》《谷》全同，句容陈立、德清俞樾说体大物博，本末兼该，盖孔氏遗书也。刘歆作伪，盗憎主人，故排挤之，而卢植误述之。
陈邵字节良，下邳人，晋司空长史《周礼论》序云：“戴德删《古礼》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，谓之《大戴礼》；戴圣删《大戴礼》为四十九篇，是为《小戴礼》。”汉刘向《别录》有四十九篇，其篇次与今《礼记》同名，为他家书拾撰所取，不可谓之《小戴礼》后汉马融、卢植考诸家同异，附戴圣篇章，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，即今之《礼记》是也。
《隋志》云“戴圣删《大戴》为四十六篇，马融增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《乐记》三篇为四十九篇。”《别录》《后汉书桥元、曹褒》二传及元朗说，皆不足据也。
郑玄亦依卢、马之本而注焉。范晔《后汉书》云：“中兴，郑众传《周官经》，后马融作《周官传》授郑玄，玄作《周官注》。郑《注》引杜子春、郑大夫、郑司农之义。郑玄《三礼目录》云“二郑信同宗之大儒，今赞而辩之。”玄本治《小戴礼》，后以古经校之，取其于义长者顺者，故为郑氏学。玄又注小戴所传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通为‘三礼’焉。”汉初，立高堂生《礼》博士，后又立大小戴、庆氏三家，王莽又立《周礼》。后汉“三礼”皆立博士。今庆氏、《曲台》久亡，《大戴》无传学者，唯郑注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并列学官，而《丧服》一篇又别行于世。今“三礼”俱以郑为主。
“三礼”说辨见《艺文志》。然自是古学大行，庆氏《曲台》之《礼》亡，今学说从此衰息，则郑玄为刘歆功臣之首，亦为孔学罪魁，正不得稍从末减也。云“玄本治《小戴礼》，后以古经校之，取其于义长者顺者”，则今《仪礼》亦为郑玄所乱，虽注犹别称今古，然大小戴、庆氏三家则既亡矣。
古之王者必有史官，君举则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。诸侯亦有国史，《春秋》即鲁之史记也。孔子应聘不遇，自卫而归，西狩获麟，伤其虚应，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，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上遵周公遗制，下明将来之法，褒善黜恶，勒成十二公之经，以授弟子。弟子退而异言，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为之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损人，当世君臣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故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公羊、名高，齐人。子夏弟子，受经于子夏谷梁、名赤，鲁人。糜信云：“与秦孝公同时。”《七录》云：“名淑，字符始。”《风俗通》云“子夏门人。”邹氏、王吉善《邹氏春秋》夹氏之《传》。邹氏无书，夹氏有录无书，故不显于世。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“《左氏传》遭战国寖藏。后百余年，鲁人谷梁赤作《春秋》，残略多有遗文；又有齐人公羊高，缘《经》文作《传》，弥失本事。”左丘明作《传》以授曾申，申传卫人吴起，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，期传楚人铎椒，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，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，况传武威张苍，汉丞相，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，长沙梁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，嘉传赵人贯公，《汉书》云“贾谊授贯公，为河间献王博士。”贯公传其少子长卿，荡阴令长卿传京兆尹张敞，字子高，河东平阳人，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。字长子，清河人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《左氏》，望之善之，荐禹，征待诏，未及问，会病死。禹传尹更始，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、胡常，常授黎阳贾护，字季君，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。字子佚，以《左氏》授王莽，至将军
按：刘向《别录》云“左丘明授曾申，申授吴起，起授其子期，期授楚人铎椒，作《抄撮》八卷授虞卿，虞卿作《抄撮》九卷授荀卿，荀卿授张苍。”按向治《公羊》，后奉诏治《谷梁》，其书本《公羊》者十之九，本《谷梁》者十之一，未尝言《左氏》也。《说苑》“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，吴子对曰‘言国君必谨始也。’‘谨始奈何？’曰‘正之。’正之奈何’曰‘明智。’”按“谨始”之说，本《公羊》《谷梁》绪言，“明智”之说，兵家要旨，俱非《左氏》说也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云“铎椒为楚威王傅，为王不能尽观《春秋》，采取成败，卒四十章，为《铎氏微》。”此《春秋》当系《梼杌》，犹《晋语》“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”、《楚语》申叔时云“教之《春秋》”者也，必非左氏之书。《史记》言“四十章”，《艺文志》云“三篇”，此又云“《抄撮》八卷”，名不雅驯，歆所托也。《虞卿传》云“上采《春秋》，下观近世，曰《节义》《称号》《揣摩》《政谋》，凡八篇，以刺讥国家得失，世传之曰《虞氏春秋》。”《年表》同。盖虞氏之书虽亡，其体例略同《吕览》，非传《左氏》者也。《史记》言“八篇”，《艺文志》于“儒家”云“十五篇”，于“《春秋》家”云“《虞氏微传》二篇”，此又云“《抄撮》九卷”，亦歆假托也。荀卿之书多本《谷梁》，亦非传《左氏》者。《释文》兼采伪《别录》及《汉儒林传》而为之。然《左氏》传授不见《太史公书》，班固别传亦无征。当东汉初，范升廷争，以为“师徒相传，又无其人”，若果出于《别录》，刘歆之徒及郑兴父子、贾逵、陈元、郑玄诸人，欲申左氏者多矣，何无一言及之？曾申即曾西，曾子之子，羞称管仲，必非为左氏之学者。吴起曾事子夏，或《左氏》多采其文。姚姬传以“《左氏》言魏氏事，造饰尤甚，盖吴起为之，以媚魏君者尤多”，要非《左氏》再传弟子也。张苍非荀卿弟子，贾生亦非张苍弟子。贯公《毛诗》之学，亦非贾嘉弟子。嘉果以《左氏》为传《春秋》，授受详明如此，何不言诸朝为立博士？此又从《贾谊传》增设之。嘉与史公善，当武帝时；贯公为献王时，必非嘉弟子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具在，而歆之徒博采名儒，牵合佚书，妄造此文。元朗、冲远以江左以后文人独尚《左氏》，不加深察，叙录如此，不可为典要矣。刘氏逢禄《左氏春秋考证》说
《汉书儒林传》云“汉兴，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、京兆尹张敞、大中大夫刘公子，皆修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始，刘歆字子骏，向之子，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《左氏》，哀帝时，歆与房凤、王龚欲立《左氏》，为师丹所奏不果，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《左氏》者本之贾护、刘歆。”歆授扶风贾徽，字符伯，后汉颍阴令，作《春秋条例》二十一卷徽传子逵，逵受诏列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不如《左氏》四十事奏之，名曰《左氏长义》，章帝善之。逵又作《左氏训诂》，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《左氏同异》，大司农郑众作《左氏条例章句》，南郡太守马融为《三家同异之说》。京兆尹延笃字叔坚，南阳人受《左氏》于贾逵之孙伯升，因而注之。汝南彭汪字仲博记先师奇说及旧注。太中大夫许淑、字惠卿，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、字子慎，河南人侍中孔嘉、字山甫，扶风人魏司徒王朗、字景兴，肃之父荆州刺史王基、大司农董遇、征士炖煌周生烈，并注解《左氏传》。梓潼李仲钦着《左氏指归》，陈郡颍容字子严，后汉公车征不就作《春秋条例》。又何休字邵公。任城人，后汉谏大夫作《左氏膏肓》《公羊墨守》《谷梁废疾》，郑康成针《膏肓》，发《墨守》，起《废疾》，自是《左氏》大兴。
贾逵《左氏长义》，陈元《左氏异同》，郑众《左氏条例章句》，马融《三家同异》，李仲钦《左氏指归》，颍容《春秋条例》，众作纷纭，皆言《左氏》之长，于是《左氏》大兴。即有范升之《难》，何休《膏肓》，亦皆于《左氏》书法校量得失，既已入其笼中，无怪助其焰之益炽也。若知为刘歆引传解经，伪造书法，据《史记》以难《汉书》，则《左氏》但为记事之书，无预《春秋》之义，虽有百贾逵之徒，何能措一辞乎？《左氏》书法之义与《公》《谷》颉颃，斯固歆目睹《公》《谷》之争，但有所长，便可自立，故伪造书法，诸“书”、“故书”、“不书”，时用《公》《谷》日月例为之，伪《毛诗》《周官》以为之证，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知。自是《左氏》大兴，“二传”渐微，后汉攻《左氏》者谓之“蔽固”，东晋抑《谷梁》者谓之“肤浅”。至德明之世，至谓“二传近代无讲者，恐其学遂绝。”呜呼，以先圣微言大义之所寄，而至于垂绝，则谁之罪乎！故自魏、晋之后，莠言繁兴，不可复言经学矣。
汉初，立《公羊》博士，宣帝又立《谷梁》，平帝始立《左氏》。后汉建武中，以魏郡李封为《左氏》博士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。及封卒，因不复补。和帝元兴十一年，郑兴父子奏上《左氏》，乃立于学官，仍行于世。迄今遂盛行，“二传”渐微。江左中兴，立《左氏传》杜氏、服氏博士。太常荀崧奏请立“二传”博士，诏许立《公羊》，云“《谷梁》肤浅不足立博士。”王敦乱，竟不果立《左氏》今用杜预注，《公羊》用何休注，《谷梁》用范宁注。“二传”近代无讲者，恐其学遂绝，故为音以示将来
叙《左氏》大兴之由，“二传”衰微之故，最明矣。试检《释文》、《隋志》观之，传《公》《谷》者有几家哉！晋世诏书已云“《谷梁》肤浅不足立博士”；《公羊》亦值王敦乱，于是竟不立。元朗云：“二传近代无讲者，恐其学遂绝，故为音以示将来。”夫孔子改制之学，传在《公》《谷》，汉世四百年政事皆本之。自刘氏伪经出，《左传》文采盛，至于元朗世，恐其几绝。末法千年，圣制竟坠，亦堪哀矣！刘歆之罪固不足诛，而沈冥二千年无人发挥者，至近人刘逢禄、陈立、钟文烝乃始有发明，孔子之学或渐赖以着，岂所谓循还之运者欤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