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“五经”，依《论语》作《郑志》八篇，凡玄所注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尚书大传》《中候》《干象历》，又着《天文七政论》《鲁礼禘祫义》《六艺论》《毛诗谱》《驳许慎五经异义》《答临孝存周礼难》，凡百余万言。玄质于辞训，通人颇讥其繁。至于经传洽熟，称为纯儒，齐、鲁间宗之。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，东莱王基、清河崔琰著名于世。又乐安国渊、任嘏时并童幼，玄称渊为国器，嘏有道德。
论曰：自秦焚六经，圣文埃灭。汉兴，诸儒颇修艺文。及东京，学者亦各名家。而守文之徒，滞固所禀，异端纷纭，互相诡激，遂令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，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。郑玄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删裁繁芜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。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，而长于玄，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。及传授生徒，并专以郑氏家法云。
伪古文传至贾、马，焰既张矣。而所以辅成古学，篡今学之大统者，则全在郑康成一人。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经之成，以灭今学者，盖有故焉。两汉儒林皆守家法，爰逮后汉，古学虽开，而古学自守其藩篱，今学自守其门户，宁有攻伐，绝不通和。今学攻古学为“颠倒经法”，古学攻今学为“蔽固妒毁”。但今学之毁古，犹王师之拒贼也；古学之攻今，则盗憎主人也。观其相毁之辞，而曲折见矣。然古学虽言伪而辨，而自杜林、郑兴至贾逵、马融、许慎诸大师，皆笃守古文，与今学家沟绝不通。苟长若此，即互有盛衰，亦可两存。唯郑康成先从第五元通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，又从张恭祖受《周官》《礼记》《左氏春秋》《韩诗》《古文尚书》，盖兼通今古，因舍今学而就古学。然虽以古学为宗主，而时有不同，又采今学以裨佐之。如笺《诗》以毛本为主，则宗毛可矣，而又时违毛义，兼采《韩诗》，于是得郑氏《笺》而今古学俱备，不知毛之伪古行，而《韩诗》实废矣。注《书》既以古文为宗主，《禹贡》悉参以班氏《地理志》，则又用今学，于是得郑《古文尚书注》，而今古学俱备，不知《古文尚书》伪经行，而《欧阳》、大小《夏侯》亡矣。本习《小戴礼》，“后以古经校之，取其义长者”，《儒林传》故注《仪礼》并存古文、今文。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，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，于是得郑氏《仪礼注》而今古学俱备，不知伪古文《仪礼》行，而今文《仪礼》亡矣。注《论语》，则“就《鲁论》篇章，考之《齐、古》为之注”，《论语集解》《隋书经籍志》同。《释文》云“郑校周之本，以《齐、古》读正凡五十事。”于是得《论语郑注》而今古学俱备，不知《齐》《鲁论》亦失真矣。其注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论语》如此，其注群经当亦然。于是今古杂揉，不可复辨。而其所注之本，则《毛诗》《古文尚书》《古文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周官》《费氏易》《左氏春秋》，玄注《左氏春秋》，见《世说新语》皆古文也。赞二郑则曰“雅达”、“广揽”，攻何休则曰“乡曲之学，足以忿人”，盖贾、马之嫡传，偏主伪古。加以不受征辟之高节，甄综毖纬之硕学，适有高寿，遍注群经，高誉隆洽，既为齐、鲁之宗，弟子万数，散布方州之绪。观陶谦与诸豪杰移檄牧伯，同讨李傕等，奉迎天子，奏记于朱隽曰“徐州刺史陶谦，前扬州刺史周干，琅邪相阴德，东海相刘馗，彭城相汲廉，北海相孔融，沛相袁忠，太山太守应劭，汝南太守徐璆，前九江太守服虔，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”云云。《后汉书朱隽传》汉献帝时，三公八座议：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“虽后父，不可令后独拜于朝；或以为当交拜；又子尊不加于父母；公私之朝，后当独拜；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众臣，于私宫后拜如子。不知四者何是正礼？”郑玄议曰“不其亭侯在京师，礼事出入，宜从臣体。若后适离宫及归宁父母，从子礼。”《通典礼部》二十七康成为处士，而诸豪杰讨贼则引以为重，三公八座议礼则问以取决。王粲云“世称伊、雒以东，淮、汉以北，康成一人而已，咸言先儒多阙，郑氏道备。”其望重如此。于是范蔚宗谓“郑康成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。”袁翻云“郑玄训诂‘三礼’及释‘五经’异义，并尽思穷神，得之远矣。”徐爰云“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，沈静精妙之思，超然独见，圣人复出，不易其言矣。”萧子显云“康成生炎汉之季，训义优洽一世，孔门褒成并轨，故老以为前修，后生未之敢异。”其为学者归宗如此。于是郑学统一天下数十年矣。加以弟子万人。今可考者，朱氏锡鬯《经义考》有郗虑、王基、崔琰、国渊、任嘏、赵商、张逸、冷刚、田琼、炅模、焦乔、王权、鲍遗、陈铿、崇精。其未载者，汜阁屡见《郑志》、又《三国志程秉传》云“逮事郑玄，与刘熙考论大义。”、《崔琰传》“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。”；《孝经》唐玄宗《序》并《注》，邢《疏》云“宋均《诗谱序》云‘我先师北海司农。’”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，竹垞未及也。张逸与郑君同县，郑君妻弟。逸官至尚书左丞，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五百四十一所采《郑玄别传》《经义考》又载治郑氏《易》者许慈。按：《三国志许慈传》云：“师事刘熙，善郑氏学，治《易》《尚书》《三礼》《毛诗》《论语》。”非止治《易》也。程秉逮事郑君，与刘熙考论大义，许慈师事刘熙，善郑氏学，则刘熙似是郑君弟子。熙，北海人，固宜受学于郑君也。《三国志薛综传》“从刘熙学”，则综与慈，郑君再传弟子矣。又《姜维传》云“好郑氏学。”然不言其何所受，郄正论维“乐学不倦，清素节约，一时仪表”。维，天水人，与北海相去甚远，而好郑学，郑学所及者远矣。又《孙干传》云“先主领徐州，辟为从事。”注采《郑玄传》云“玄荐干于州，干被辟命，玄所举也。”按干北海人，又为郑君所知，不知其尝受学否孙叔然受学郑康成之门人，称“东州大儒”，征为秘书监不就；王肃集《圣证论》讥短康成，叔然驳而释之。《三国志王肃传》弟子既多，其高才能传于后世者犹如此。而当时适丁汉乱，经籍道息，人不悦学，故《三国志》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“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，专更以交游为业；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，乃以趋势游利为先。”杜恕上疏云“今之学者，师商、韩而上法术，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，此最风俗之流弊。”鱼豢《魏略》以董遇、贾洪、邯郸淳、薛夏、隗禧、苏林、乐祥七人为儒宗。其序曰“正始中，有诏议圜丘，普延学士，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，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。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，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，多皆相从饱食而退。嗟夫！学业沈陨，乃至于此，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，各处荒乱之际，而能守志弥敦者也。”《王肃传》注汉末经学极盛，曾几何时，乃至于此。于是时有能言学者寡矣，况欲责以辨别今古哉！而康成弟子遍天下，得乘间抵隙，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遗经，挟此数者，万流归宗，于是天下执经言学无有出郑氏者。故王肃《家语》序云“郑氏学行五十载矣，义理不安，违错者多，是以夺而易之。”王肃当三国时，郑学已大行五十载，于是郑学统一宇内久矣。魏之王肃、王粲，吴之虞翻，蜀之李譔，盛妒攻之。然是数子者，亦古学之绪余，虞翻虽云出于孟氏，而纳甲乃所自创，非孟氏也譬陆、王攻朱，实出朱子之《四书》，抑不足议也。郑学既行，后世乃咸奉刘歆之伪经，而孔子之学亡。故康成者，刘歆之功臣，孔门之罪人也。
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
伪经传于通学，发于校书之人，自余习者盖寡。以《后汉书儒林传》考之，十四博士皆今学，诸大师张兴、楼望、蔡元教授万人者皆今学。精庐之启，赢粮之从，家法之试，禄利之得，天下莫非今学，至强盛也。传古学者，《书》则杜林，《诗》则卫宏，《易》《三礼》《左传》则二郑、贾、马，郑玄、许慎集其成而已，有几士哉？然而董卓扫荡于邦畿，学士血肉于豺虎，经籍道息，人士流离，而通学之徒，着书足以自张，高密布衣，徒众遍于海内。遂使两汉学校选举之大法一扫而绝轨，孔子笔削改制之圣经一束于烧薪。由斯言之，运有屯夷，道无强弱，国制有时不足恃，圣经有时不能伸。当其时也，魁儒巨夫俯首于章句之末；易其时也，匹夫贱士变易于天人之间。以刘歆之伪经，康成负之而驰，然犹易天下者二千载，况挟圣人之大道者乎！此《传》皆今学，中有云“习古学”者，多汉、魏间古学者所诬乱，今辨正焉。
先是四方学士，多怀挟图书，遁逃林薮。自是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，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、刘昆、桓荣之徒，继踵而集。于是立“五经”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。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诗》齐、鲁、韩、毛，《礼》大、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建初中，又诏高才生受《古文尚书》《毛诗》《谷梁》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遗逸，博存众家。
范史所称“四方学士云会京师”，特称之者七人，而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，言古学者已四人矣。下云又诏高才生受《毛诗》，“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”，则《毛》不立博士审矣。且按而数之，若连《毛》则为十五博士，以《百官志》《朱浮传》注引《汉官仪》考之，并十四博士，则“毛”字，写官误文也。
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正定“五经”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
按：《序》称“诏诸儒正定五经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。”《伽蓝记》亦称“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‘石经’二十五碑，表里刻之，写《春秋》《尚书》二部，作篆、科斗、隶三种字。”《后魏崔光传》“光为祭酒，请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‘三字石经’之残缺。”《刘芳传》亦云“汉世造‘三字石经’于太学。”《江式传》亦云：“蔡邕采李斯、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。”欧阳棐《集古录目》亦称“《石经》遗字古文、篆、隶三体，凡八百二十九字，蔡邕书。”张舜民《画墁录》、邵伯温《闻见后录》，乃据雒阳发地所得《石经》，以为蔡邕隶书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则又以为蔡邕小字八分书，而力辨《儒林传序》“古文、篆、隶三体”之非。黄伯思见《公羊》残碑，亦定以为“鸿都一字石经”。而《唐书艺文志》只有“蔡邕《今字石经论语》”，唐以隶为“今字”也。张演又以为“邕不能具三体书法于孔安国三百年之后。或以邕三体参检其文，而书丹于碑，则定为隶。”《魏书江式传》云“魏邯郸淳建‘三字石经’于汉碑之西，其文蔚炳，三体复宣，校之《说文》，篆、隶大同而古字少异。”《水经注》及《晋卫恒传》皆言“魏正始中立古文、篆、隶‘三字石经’”。独《隋经籍志》乃言“魏正始中又立‘一字石经’”，疑于乖谬。然考其目，“三字石经”只有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，而‘一字石经’有《周易》，有《尚书》，有《鲁诗》，有《仪礼》，有《春秋》，有《公羊传》，有《论语》，有《典论》，与汉所立者不合，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为断。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，则又凿指“‘三字’为魏所立”，亦似有理，而顾氏独不之采。杭氏世骏《石经考异》曰“范蔚宗时‘三体石经’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，故史笔误书其事。后人袭其讹错，或不见石刻，无以考正。赵氏虽以‘一字’为中郎所书，而未见‘三体’者；欧阳氏以‘三体’为汉碑，而未尝见‘一字’者。近世方勺作《泊宅编》，载其弟匋所跋‘石经’，亦为范史、《隋志》所惑，指‘三体’为汉字。至《公羊》碑有马日䃅等名，乃云‘世用其所正定之本，因存其名’，可谓谬论。”总此而言，则熹平所立为“一字今体石经”也，魏正始所立为“三体石经”也，范史、《隋志》两者俱谬，不可不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