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：农田百亩。百亩之分：士农夫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次食六人，下农夫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。
此取孟子之文也。孟子分“上”“上次”“中”“中次”“下”为五等，此但以“上”“次”“下”为五等，所以避与孟子雷同也，然而稍混矣周礼则为三等，与此又异，所以避与孟子、王制雷同也。孔氏强执周礼以解曰：“司徒上地家七人，中地家六人，下地家五人，凡三等。郑注云：‘自二人至十人为九等。一家男女七人以上，则授之上地，所养者众也；男女五人以下，则授之下地，所养者寡也；止以七人、六人、五人为率者，举中而言也。’如郑言，上地家七人者，谓中地之上家；六人者，谓中地之中家；五人者，谓中地之下；以此推之，下地之上家四人，下地之中家三人，下地之下家二人，则上地之上家十人，上地之中家九人，上地之下家八人，是有九等。此经地惟有五等者，大司徒所云‘农夫授田实有九等’，此经据准庶人在官者之禄最下者五人，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。”按：郑注周礼三等附会为九等者，欲以包孟子、王制之五等而阴合之也。其为说固谬，孔氏又引周礼郑注以释王制，是承其谬也。陈用之又承之而为说曰：“周官‘上地家七人，中地家六人，下地家五人’，则农夫之差三等而已。此则五等者，先王之于民，养之欲其富，保之欲其庶，故家七人者，必授以九人之上地；家六人者，必授以七人之中地；下地则以地称人而巳。”如其说，下地家五人者，亦当授以六人之中地矣，然于五人之下地，推说不去，则曰“以地称人”，其辞遁如此。又曰：“郑氏谓‘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’，则是‘二人’‘三人’‘四人’，下地之三等也；‘五人’‘六人’‘七人’，中地之三等也；‘八人’‘九人’‘十人’，上地之三等也。孟子、王制举‘上中地’而不及‘下’，周礼举‘中地’而不及‘上’‘下’，然周礼言‘上地’‘中地’‘下地’，而孟子、王制或言‘上次’‘下次’，孟子无下次。或言‘上’‘中’‘下’，王制“上”“次”“下”。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，孰谓各举其偏哉！”此说既屈孟子、王制以从周礼，又屈孟子、王制、周礼以从郑注。噫！礼书之言其悖如此，误世者不浅矣！(卷一九，页二二—二四)
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下大夫倍上士；卿，四大夫禄；君，十卿禄。次国之卿，三大夫禄；君，十卿禄。小国之卿，倍大夫禄，君十卿禄。
此取孟子之文也。于孟子“大国”一段，从卑逆叙至尊，而田禄之积者愈明；于孟子“次国”“小国”二段，删繁并归于简，而卿禄之异者特着，大见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后乃可也。程正叔曰：“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，载籍未经秦火，然而班爵禄之制巳不闻其详，令之礼书皆掇拾于灰烬之余，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附会，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？”愚谓“谓王制不必句为之解”是已，然诸儒之执周礼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？屈孟子以从王制者更可不辨乎？必芟除其谬说，而后王制之真面目见矣，王制之真面见，而后亦可不必句为之解矣。又曰“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”，愚谓既有孟子，则王制之言可废。(卷一九，页二六—二七)
次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。小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。
此取左传成三年，臧宣叔之言也。按：上云“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，中士，下士，凡五等”，此又有“中卿”“下卿”之名，与上“诸侯之臣，五等”抵牾。又其言“小国有上、中、下卿”，亦与下“小国：二卿”抵牾也。(卷一九，页二八)
其有中士下士者，数各居其上之三分。
郑氏曰：“谓其为介，若特行而并会也。”黄叔旸驳之曰：“士皆有职，岂有为介而行，空国而出乎？”是矣。郑又曰：“此据大国而言，大国之士为上，次国之士为中，小国之士为下。士之数，国皆二十七人，各三分之，上九，中九，下九。”孔氏疏以为“各居上三分之二”，胡邦衡驳之曰：“先儒谓‘居上三分之二’，据经只云‘居其上之三分’，并不云‘三分之二’。又前云‘上士倍中士’，‘中士倍下士’，岂亦是大国士为上，次国士为中，小国士为下。”亦是矣。然其为说曰：“士之数，各二十七人，三分之，上士之数居大半，中士、下士之数各居上士之三。”亦非也。后章“三等侯国”皆云“上士二十七人”，如其说，不与后相违背乎？方性夫曰：“言三等之国，止曰‘上士二十七人’，则知中、下之士，诸侯之国或有或亡矣。故以其有言之，其有者，一有一亡之辞也。三分者，三分而等之也。上士二十七人，中、下之士与之为三分焉，则合焉而八十一士矣。‘数各居其上之三分’，犹言各与上为三分也。”按：上云“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”，何得云“或有”“或亡”？且以“各居其上之三分”为“各与上为三分”，语义亦不协。陆农师曰：“后言‘上士二十七人’，未有中士、下士之数，故此言之‘三分’，分字读如去声，谓若上士二十七人，则中士、下士各八十一人。”此说似可通，然天子之中、下士其数不知几何？记文未详“天子中、下士之数”，反详“侯国”，终有未晓。(卷一九，页二九—三○)
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；名山大泽不以鸐，其余以禄士，以为间田。
此一章三段，“凡四海之内”一段为畿外，“天子之县内”一段为畿内，“凡九州岛”一段总结之。自注疏而下，诸儒所解致为繁多，如牛毛茧丝不易析理。大抵郑氏执周礼之说，而以畿外一段为殷制，畿内一段为夏制，其说固非矣。诸儒多驳郑而或以为皆三代地制，又或执周礼之说以强通为周制者，亦非也。然诸儒止知驳郑，后儒又止知驳前儒，反不察记文之是非，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。今先取诸儒驳记文之说节录之，而附以鄙见于后，以俟来哲之参稽云。王介甫曰：“九州岛之地今可以见，若皆以为国，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，独立一君，孰为之民乎？此盖去古久远，书籍散亡，自孟子时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详，况于焚书之后，汉文之世乎？”杨敬仲曰：“公羊说殷三千诸侯，周千八百诸侯；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，此或据古志而云。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，遂为之说曰：‘四海之内九州岛，州方千里。州，建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，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凡二百一十国。八州，千百八十国。’又‘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。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。’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。”又曰：“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。人群生天地之间，皆有血气，不能以无欲。欲则争，争则图，斗则伤，伤则杀。其天地之美，稍公且正者，则足以服其比邻，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。则五有长，十有长，百有长，千有长，其德愈大，所服愈广，是故有小国之君，有大国之君。其为君为长者，地丑德齐莫能相尚，其间有圣人出焉，举天下咸归服之，是为帝为王。夫所谓为君为长者，皆诸侯也，大小多寡之数，岂得而预定？既弗克预定矣，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、增损之，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？虽有更世易代，武王克商，灭国五十尔，余率因其旧，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。”朱仲晦曰：“封国之制，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，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。且如九州岛之地，冀州极阔，河东、河北皆属焉；雍州亦阔，陕西五路皆属焉；若青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。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，不成地多者却其国以予少者，如此则彼必不服，或以生乱。又如周王以原田与晋文，其民不服至于伐之，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。”又曰：“建国必因山川形势，无截然可方之理。”石梁王氏曰：“天子县内以封者，或三分之一，或半之，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沟渠，则奉上几何？”李氏曰：“此以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，未必皆实数也。故春秋之世见于经者九十余国，而吴楚与焉，疑其无如是之多也。”按：已上诸儒之说，犹皆未得要领也。记文所言地理之数，颇为错杂不齐，周章无定，今欲断其事理之是非，必先考求其文义，文义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见矣，亦可不必辨矣。“凡四海之内”为一段，“天子之县内”为一段，其篇末记者亦作两段，文自释之。今必合篇末之文并论，而后此两段之文可明，学者合前后观之可也。“凡四海之内”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。天下九州岛，王畿居中，其外八州，州各方千里；画为百区，区方百里，是为方百里者百。此以开方之法推之，千里合之万里，所谓百里开方者也。封公侯方百里之国三十，去三十区，尚余七十区，是方百里者七十也。此下伯子男之国，又变言此七十区为区方千里，此以再倍开方之法推之，千里合十万里，所谓千里开方者也。伯七十里之国，开方四百九十里，一区建七十里之国二，尚余二十里；凡六十国，共去二十九区四十里，尚余四十区六十里。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。子男五十里之国，开方二百五十里，一区建五十里之国四，凡百二十国，共去三十区，尚余十区六十里。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。以是为附庸间田。“天子之县内”一段，言畿内一州之制。百里之国亦以百里开方者言，七十、五十里之国亦以千里开方者言，今按：记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？盖其意谓以“地”言，则禹贡之“九州岛”，孟子“海内之地”，方千里者九，其数固不可增减矣。以“禄”言，则孟子“天子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四等之地”，上既取而述之，其数亦不可增减矣。以“国”言，则当时古志有周千八百国说见郑注。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。于是欲以“四等之地”，分之于九千里之中，厘而为千八百国之数，然诚有所甚难计数，推之是必畿外八州，每州为二百一十国，畿内一州为九十三国，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。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，而其于千八百国之数亦所差无几，而可合其说矣。故其谓畿外每州千里，凡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，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大国少而小国多者，亦欲便于以一州为有二百一十国也。然而犹有所不能合，何则假如开方之法，千里而为万里，从横四达尽之矣，此恒法也。使皆以此言之，则百里之国三十，去三千里矣；七十里之国六十，去四千二百里矣；五十里之国百二十，去六千里矣，如是共有一万三千二百里，其数且溢于万里之外，更于何处得有余地可为附庸间田耶！于是不得已，又以七十、五十里之国，以再倍开方之法言之，千里而为万里，万里而为十万里焉，以是参错其间，使地不增而自多，里不减而各足，而寔则缩小之以凑合其正余之数。至三等所余之地，既于“百里之国”下曰“其余方百里者七十”，是以百里开方者言矣。七十、五十里之国之余地，不便更以千里开方者言，故亦同百里之国云，作者之意如此。虽然试以实数稽之，公侯之国固各得百里矣；伯七十里之国，二国合于百里之内且有余焉，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，寔得四十六里有奇；子男五十里之国，四国合于百里之内，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，寔得二十五里。若然，伯国尚不及子男之数，子男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数，大国自多，小国愈少，名存寔亡，斯岂先王分封之意乎？且均此地也，何以倏而十倍之数算？倏而以百倍之数算？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数算？如是之错杂不齐，周章无定，是其徒事巧于纽合，而不顾其说之荒诞也。诸儒作文为解者，既昧于此，其能疑而辨者，固不为无见，然终不知其所以然，犹之乎弗得也。今察出记者之意昭昭如是，则其言之不足为典要明矣。而自注疏以下纷纷争主为何代之制者，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！(卷一九，页三四—四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