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颖达曰：“既言观衅而动，更说无衅之事。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，此六事行之不变易者，不可与之敌也。圣王制征伐者为有罪者耳，不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。”
臣按：此举六事之目，下文历说楚不易六事以充之。然是六者，德刑其大者也，德立刑行、政成事时、典从礼顺，六者为治之要也。为国而有六者不可变易，则在我者有不可敌之具，而在人者无以敌我矣。
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，晋师败绩。潘党曰：“君（指楚庄王）盍筑武军（筑军营以章武功）而收晋尸以为京观（积尸封土其上）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，以无忘武功。”楚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为武。夫武，禁暴（武之一德）戢兵（二）、保大（三）、定功（四）、安民（五）、和众（六）、丰财（七）者也，故使子孙无忘其章（著之篇章使子孙不忘）。今我使二国暴骨，暴矣。观兵以威诸侯，兵不戢矣，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？犹有晋在，焉得定功？所违民欲犹多，民何安焉？无德而强争诸侯，何以和众？利人之几（危也）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，何以丰财？武有七德，我无一焉，何以示子孙？”（十二年）
臣按：武有七德，楚子之言必有所本，盖古语也。使凡天下之兴兵动众者皆必本于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焉，非此七者不举，则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，师旅所至，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云霓矣。
成公十三年，刘子曰：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，祀有执膰，戎有受脤。”臣按：祀所以交神明，戎所以卫国家，此二者国之大事也。
十有六年，楚子救郑，子反入见申叔时曰：“师其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德、刑、详（与祥同）、义、礼、信，战之器也。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详以事神，义以建利，礼以顺时，信以守物。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节，时顺而物成，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，求无不具，各知其极，故《诗》曰：‘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’是以神降之福，时无灾害，民生敦（厚也）庞（大也），和同以听，莫不尽力以从上命，致死以补其阙，此战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内弃其民（谓不施惠）而外绝其好（谓不建利），渎齐盟（谓不祀神）而食话言（谓不守物），奸时以动（谓不顺时）而疲民以逞，民不知信，进退罪也，人恤所底（至也），其谁致死？”
孔颖达曰：“叔时此对首尾相成，先举六名云战之器也，言有此六事乃可战，若器用然也。”
臣按：春秋之时，先王礼义之泽犹存，故论兵者犹知以德义为言，后世则舍德义而惟论兵甲士马之多寡强弱，其战则同而所以为战则不同也。此无他，其器异也，其器既异，故其用亦各不同。
范文子曰：“唯圣人能外内无患，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，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”（十六年）
臣按：范文子此言即《孟子》“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之意也。盖中人之性，有所警斯有所惧，有所惧斯能自省，知所以省则不敢纵肆，而国可保矣。
襄公二十七年，宋左师请赏，公与之邑，子罕曰：“凡诸侯小国，晋楚所以兵威之，畏而后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，所以存也；无威则骄，骄则乱生，乱生则灭，所以亡也。天生五材（谓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兵之设久矣，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，圣人以兴，乱人以废，废兴、存亡、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，而子求去之，不亦诬乎？”
林尧叟曰：“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赏，宋君欲赏之邑，以示子罕。子罕谓凡诸侯之与小国，晋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，有所畏惧而后大小上下慈爱而和顺，慈爱和顺而后国家赖以安靖，以听大国之政令，此其所以常安存也；无威则骄纵易生，骄纵则祸乱必至，祸乱则灭亡随之，此小大所以至灭亡也。天生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五材，天下之民并举而用之，五者不可阙一，兵是五材之金，岂可去哉？古人设兵其来已久，所以威服不遵轨法之徒而昭明国家文德之盛，汤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兴，桀纣身弑国亡以兵威而废，盖明君善于用兵则以之而兴、以之而存，术之善也，昏主不善用兵则以之而废、以之而亡，术之不善也，所以然者，皆由用兵而致，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诸侯，不亦诬罔之甚乎？”
臣按：国有六典而不可无兵，犹天有五材而不可以无金也。盖立国有文必有武，施治有赏必有罚，徒有文而无武则威不立而国势弱，有赏而无罚则法不行而人心纵。
昭公十一年，楚子城陈、蔡、不羹（地名），使弃疾为蔡公，王问于申无宇，对曰：“择子莫如父，择臣莫如君。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，使昭公不立；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，至于今赖之。臣闻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庭，亲不在外、羁不在内，今弃疾在外，郑丹在内，君其少戒。”王曰：“国有大臣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郑京、栎实杀曼伯，宋萧、亳实杀子游（在庄十二年），齐渠丘实杀无知（在庄九年），卫蒲戚实出献公（在襄四年），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。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，君所知也。”
杜预曰：“五大言五官之长，专盛过节则不可居边，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。”
孔颖达曰：“宋杀子游、齐杀无知，乃是赖大邑以讨篡贼，而谓之害于国者，以其能专废置则是国害。天子之建诸侯，欲令蕃屏王室，诸侯之有城邑，欲令指挥从己，不得使下邑制国都，故大城为国害也。末大必折，以树木喻也；尾大不掉，以畜兽喻也。”
臣按：末大必折、尾大不掉，此二喻实为切要，人君之治国必居重驭轻，必以大制小，由上下之势顺、小大之分定，如心之使臂、臂之使指，非独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、拒成命矣。考之《楚语》有曰：“公制城邑若体牲焉，有首领股肱，以至于拇指毛脉，大能掉小，故变而不勤。夫边境者，国之尾也，譬之于牛马，处暑之既至，虻雍之既多，而不掉其尾，臣惧之。”此譬尤为详尽，谋人国而虑及远者，尚其图之。
哀公元年，吴师在陈，楚大夫皆惧曰：“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，今闻其嗣又甚焉，将若之何？”子西曰：“二三子恤不相睦，无患吴矣。昔阖庐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坛，器不彤镂，宫室不观（台榭也），舟车不饰，衣服财用择不取费（不尚细靡）。在国，天有菑厉，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；在军，熟食者分而后敢食，其所尝者卒乘与焉。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，是以民不罢劳，死知不旷（弃也），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，所以败我也。今闻夫差，次有台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嫱嫔御焉，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从，珍异是聚，观乐是务，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，夫先自败也已，安能败我？”
臣按：楚子西之料吴也，不料其地土之广狭、车徒之多寡、士卒之强弱、甲兵之利钝，惟以君之所修所为者以占其胜负焉。然则有国家者，所以强兵之要，孰有先于修为者哉？治兵者次之。
七年，季康子欲伐邾，乃飨大夫以谋之，子服景伯曰：“小所以事大，信也；大所以保小，仁也。背大国不信，伐小国不仁，民保于城，城保于德，失二德者危，将焉保？”
臣按：景伯言民保于城，城保于德，所谓德者信与仁而已。国有大小，皆能絜矩而以忠恕为心，所恶于下毋以事上，所恶于上毋以使下，又安有争斗侵夺之患哉？
《国语》：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“不可。先王耀（明也）德不观（示也）兵。夫兵，戢（聚也）而时动，动则威，观则玩（黩也），玩则无震（惧也）。先王之于民也，茂（勉也）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（大也）其财求（不障壅也）而利其器（兵甲也）用（耒耜之属），明利害之乡（方也），以文修之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不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恶于民，庶民弗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（兵也）于商牧（牧野）。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（痛也）而除其害也。先王之训也，有不祭则修意（修志意以自责），有不祀则修言（号令），有不享则修文（典法），有不贡则修名（尊卑职贡之名号），有不王则修德（文德）序成（谓上五者次序也）而有不至则修刑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又增修于德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犬戎氏以其职来王，天子曰‘予必以不享征之’，且观之兵，其乃无废先王之训乎。”
王（襄王）至自郑，以阳樊赐晋文公，阳人不服，晋侯围之。仓葛曰：“武不可觌（见也），文不可匿（隐也），觌武无烈，匿文不昭。”
胡安国曰：“古者觌文匿武，修其训典，序成而不至，于是乎有攻伐之兵。”
臣按：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观兵，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让之令，陈文告之辞，而又不至焉，亦惟增修其德而已，不勤兵于远也。所以然者，岂非文不可觌、武不可匿，不当尚武隐文乎？
卫灵公问陈（军师行伍之列）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俎豆（礼器）之事则尝闻之矣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。”
尹焞曰：“卫灵公，无道之君也，复有志于战伐之事，故答以未学而去之。”
张栻曰：“春秋之时，诸国以强弱为胜负，军旅之事宜在所先，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。曾不知国之所以为国者，以夫天叙、天秩者实维持之也，为国者志存乎典礼，则孝顺和睦之风兴，叶力一心，尊君亲上，其强孰御焉？不然，三纲沦废，人有离心，国谁与立，军旅虽精，果何所用哉？俎豆之于礼教，犹陈之于军旅，实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兴也，使灵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间，则推而达之，必有不可已也。”
黄干曰：“夫子对灵公以军旅之事未之学，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闻，及观夹谷之会则以兵加莱人而齐侯惧，费人之乱则命将士以伐之而费人北，又尝曰‘我战则克’。夫子岂有未学未闻者哉？特以军旅之事非所以为训耳。”
臣按：文武非二道，益之赞尧曰“乃武乃文”，孔子道全德备，固无所不能，亦岂有不知也哉？而曰“未学”，盖以战国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，列国君臣知有军旅而不知有俎豆，况其所谓武者以权谋谲诈相尚，穷兵耗财而毒及于生民，轻敌寡谋而祸延其宗社，故因卫君之问陈而答之以未学，盖不待学，亦不屑学也。
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”朱熹曰：“先王之制，诸侯不得变礼乐、专征伐。”
张栻曰：“礼乐征伐，天子之事也。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矣，盖天子得其道则权纲在己，而在下莫敢干之也，所谓自天子出者，天子亦岂敢以己意可专而以私意加于其间哉？亦曰奉天理而已矣。此之谓得其道，若上失其道则纲维解纽，而诸侯得以窃乘之，礼乐征伐将专行而莫顾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