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汉经学，是指中国两汉时期（西汉、东汉）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，对其进行训诂、注释、阐发义理的学问体系。它是汉代学术的主流，也是中国经学史的奠基阶段。经学之“经”，特指孔子编订或儒家尊奉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经典。两汉经学通过官方确立、师法传承和家法争鸣，深刻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制度、社会伦理和文化思想，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范式。
历史渊源：从秦火余烬到独尊儒术
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使儒家经典遭受重创。汉初，承秦之弊，学术凋敝，朝廷广开献书之路，允许民间传授。汉惠帝废除挟书律，文帝、景帝时，伏生、晁错等传《尚书》，申公、韩婴等传《诗》，经学逐渐复苏。至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，立五经博士，置弟子员，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。此后，经学成为利禄之途，学者竞相研习，形成了以师法、家法为核心的传承体系。西汉末年，刘歆校理群书，发现《左传》《毛诗》等古文经，引发今古文经之争。东汉时期，古文经学渐盛，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等大师辈出，郑玄更以“通学”融通今古文，集两汉经学之大成。
主要特点：师法家法、章句训诂与经世致用
两汉经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严格的师法和家法。师法指某一经的宗师所传之学，家法则是宗师之下各分支的独特传授。如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三家，《书》有欧阳、大小夏侯等。学者必须严守师门，不得混淆，这保证了经学传承的纯正性，但也导致门户之见和繁琐章句。章句之学是两汉经学的主要形式，即逐字逐句解释经文，有时一经的章句多达百万言，如秦恭增饰《尚书》至百万余字，学者皓首穷经。此外，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，通经致用是汉代儒生的追求。他们以《春秋》决狱，以《禹贡》治河，以《诗》为谏书，将经典直接应用于现实治理。谶纬神学的兴起也是两汉经学的一大特点，尤其在西汉末至东汉，谶纬被附会为“内学”，与经学互为表里，但最终因过度神秘而遭后世批判。
文化价值：奠定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
两汉经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。第一，它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核心地位，使《五经》成为此后两千年国家取士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化的基本文本。第二，经学中的“大一统”“尊王攘夷”“三纲五常”等思想，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提供了理论支撑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。第三，经学家的注释工作保存了大量先秦文献，并发展出训诂学、目录学、校勘学等学术方法，为后世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。第四，经学所倡导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价值取向，塑造了中国士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品格。
代表事例：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
两汉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两次官方学术会议。西汉宣帝甘露三年（前51年），诏诸儒在未央宫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，由宣帝亲临裁决。会议增立了梁丘《易》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等博士，确立了官方经学的权威版本。东汉章帝建初四年（79年），仿石渠故事，在白虎观召集儒生讨论五经同异，由班固执笔撰成《白虎通德论》（即《白虎通义》）。该书系统整合了今文经学与谶纬学说，以官方名义统一经义，成为东汉经学的纲领性文献。此外，郑玄遍注群经，打破今古文壁垒，其《毛诗笺》《三礼注》等成为后世通行本，至今仍是研究汉代经学的重要资料。
两汉经学虽因繁琐和迷信而在魏晋时期衰落，但它所开创的经典诠释传统、确立的儒学正统地位、以及“通经致用”的学术精神，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基因。理解两汉经学，是理解中国思想史、学术史和政治史的重要钥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