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政有新旧党，言学有新旧派。《大学》“新民”，《诗》之“污”、“浣”，《盘铭》曰“新”，皆取“维新”之义。由开辟以至今日，由今日以至千秋万岁，初蛮夷而继文明，日新不已，臻于美善。今之文明远过古人，后来又必远过今日，一定之例也。孔子之教，创始于春秋，推行于唐宋。今当百世之运，施及蛮貊，方始推行海外。数千百年后，合全球而道一风同。“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”，乃将来之事，非古所有，而世俗之说，则与此相反，皆谓古胜于今。《中庸》言“大统”，有“生今反古，灾及其身”，亦初蛮野、渐进文明之义。乃俗解道家亦贵古贱今，如上古之“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，“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”，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诸说，不知此乃道家之反言。贵大同，贱小康，道家定说也，今乃贱今贵古，必系有为而言。盖典章文物，后人胜于前人；至于醇朴之风，则实古胜于今。诸家言皇帝、王伯升降，皆以为古风淳厚，后世浇薄，故皇帝功用，典章文物，则欲其日新月异，而性情风俗，则欲其反朴还纯，至新之中有至旧之义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新则至新，旧则至旧。由小康以臻大同，是由春秋以返古之皇帝，疆域最大，风俗最纯。宰我所问之五帝德。《诗》《易》所谓“不识、不知”“无声、无臭”；西人所著之百年一觉。文明则极其文明，纯朴则极其纯朴，不用兵争，耻于自私，相忘于善，不知所谓恶，二者并行不悖。惟其未能文明，所以不能纯朴，文明为纯朴之根，文明之至，即纯朴之至。开辟之初，狉狉獉獉，乃未至文明之纯朴，非君子所贵。文明之至，反于纯朴，乃为帝王盛业。比如孺子执笔书写，天然古趣，有善书者所不到，然此乃蛮野之文明。必考古法，就准绳，精诚之至，神明于法度，老而合于赤子，文明与纯朴，皆尽其长，乃为尽美尽善。经传古说兼存二义，相反相成，各有妙理。学者不通其义，偏持一解，以为凡事皆今不如古。不知即纯朴一事，古来犹杂蛮野，必后世之皇帝一统大同，文明与纯朴交尽，乃真所谓纯朴，则亦未尝不后人胜于前人。
旧解《国风》，其分配近于百变矣。今以《易》勘合，于三终外，再详五九例。首五国为一天子、四上公，配《上经》六首；以下十《风》配《下经》，为八伯二小国；所谓“其下维旬”。考《王会图》，王立于中，[如《邶风》。]二伯周、召二公居左右，《公羊》所谓“天子三公称公”，则《二南》是也。王后夏殷二公居堂下之左，《公羊》所谓“王者之后称公”，《春秋》之杞、宋。《鄘》《卫》二《风》配之。五方五帝，《邶风》首五篇，《绿衣》为邶；《柏舟》《燕燕》为周、召；《日月》《终风》为《鄘》《卫》。《上经》之《干》《坤》《坎》《离》居四方，以《泰》《否》居中临驭四方。一皇四帝，此为《羔羊》之中“五紽”，左右合为十千；《王》《郑》《齐》《唐》《曹》为“五緎”；《豳》《秦》《魏》《陈》《桧》为“五总”；如《春秋》之八伯二卒正。以上五《风》为王公，以下十《风》为侯与小国，《下经》之“十日为旬”也。合计全风为一天子、二王后二、二伯、八侯牧、二卒正。以前五与后十相比，《邶》中居同《桧》《曹》，《周》《召》比《陈》《唐》，《王》《齐》《郑》比《鄘》《豳》，《秦》《魏》比《卫》。五王公分司五极，十牧庶邦亦分五极，于“大统”，为一皇、二皇后、二帝后、八王牧、二伯公。以配《邶·击鼓》以下十篇，则当合《式微》于《旄邱》，东北方三篇、西南方二篇。以配三《颂》，则《邶》《周》，《鲁》《鄘》，《商》《卫》。配《大雅》，则《文王》十篇分三皇，《生民》《公刘》八篇以配《周》《召》，《卷阿》以上十八篇配首五《风》，《民劳》《嵩高》大小五方以配侯牧之十风。《小雅》则三十辐，为五际、五极，配首五篇。《鹿鸣》以下十二篇配侯牧，再分三统，《瞻洛》三，《卫》前四，《豳》《秦》《陈》；《鱼藻》三，《鄘》前四，《王》《郑》《齐》；《菀柳》三，《邶》后八，《唐》《陈》。总计之，则十五国风，合为三皇：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。五帝：《周》《召》《唐》《陈》合《邶》。三王：《王》《豳》《周》。五伯：《郑》《齐》《秦》《魏》合《周》。
西人重公，公理、公法，皆不主一偏，原本于经。《诗》以九州比井田，京为公，八州为私。所谓“薄污我私”，“骏发尔私”，皆谓八伯之私地；所云“退食自公”、“夙夜在公”，皆以“公”为京邑。四隅颠倒，皆折中于公。公者不偏不倚，皇极居中。一贯之道，忠恕之训，即《诗》中心。“恕”即“絜矩”，所谓上下、左右、前后，所恶忽施；“忠”不与诈伪对，而与偏倚对，即西人公理之说。《尸子》言“孔子贵公”，[“孔”当为字误。]然“一贯”即中即公。《诗》所谓“进退维谷”；《论语》所谓“中行”、“狂狷”；《列》《庄》之言“公”者，尤不一而足。
天主之说，不维诸教同，经教亦然。即其专尊天而薄诸神，经传亦同其义。余以为孔子未出，中国实亦如此。考《丧服传》多主天，《礼三本》所言君亲师三本，皆直刺专主天之非；《春秋》主天，《穀梁传》明云“为天下主者天也”云云；《诗经》有驳专于主天之文，如“天命之辟”，“多辟”即不专主一天；董子《顺命》篇尤为精详，所谓“臣以君为天，子以父为天，妇以夫为天”者，盖人人习闻专主一天之说，惟知尊天，故以三纲托之于天。因其所知而化一为三，以为之本，实即《诗》“多辟”之义。
汉高祖初定天下，迁豪杰于关中，以消乱也。唐、宋、元、明，初得天下，开文馆，招致隐逸名宿于其中，此师汉高迁豪杰之故智，而变其局者也。国朝崇尚黄教，蒙古、藏卫熬茶入贡，所以驭天骄、消外患，明效大验，可计数者也。老子与孔子善，孔子留驻中国，老子自任出关。一居一行，一精一粗，互相为用。孔子为老子之统帅，佛教为圣门之前锋。中国沿边所有夷狄，今悉化归孔教，皆由佛教开其先，而后徐引之，以进于圣人之道。盖四夷风尚喜争好杀，强悍出于性生，若骤语以伦常尊亲之道，势必扞格不入。必先以守贞，使其生育不至繁衍，以慈悲戒杀消其狂悍之气，然后可以徐徐羁縻之。此一定之势。考列子著书，昔人称为中国之佛，是释出于道既有明征。凡各教之盛行，皆由与其地性情风俗相宜，然后能推行不绝。盛衰存亡皆视乎此。故教通行数百年，少有窒碍。必有豪杰为之因时变通以顺人情，始能历久不绝。由道生释，由释生天方，由天方生罗马，由罗马生天主，由天主生耶稣。近今之释、道、天方、天主、耶稣，与前百年或数百年，莫不各有变通。始则立教以绳人，后乃因人情而改教，明效大验，又一定之势也。凡各岛地开创，其民情风俗不甚相远。中国当开辟之初，与今西国同。孔子未生以前，中国所尚之教，与海外亦无大异。天不生孔子于中国开辟之初，而必生于春秋之世者，开辟之始，狉狉獉獉，以能兴利除害、治器利生为要务，不暇及于伦常。语曰：“衣食足，礼义兴。”《孟子》曰：“饱食暖衣而无教，圣人有忧之。”中国必待帝王捍灾御难，人民繁庶，天乃生孔子，进以伦常之道。海外必先之以天方、耶稣、天主开其先，而后徐引之以进于孔子，此又一定之势也。海外开辟在后，以今日形势观之，大约如中国春秋时之风尚。孔子曰：“百世可知；”《中庸》曰：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”孔子去今二千五六百年，正当百世之时。释家自云佛灭之期，亦近在一二百年内。《荀子》“礼三本”发明圣人君亲师三本，而斥异端一本尊天之非，一本即西人尊天主而不用君亲师，是孔教已行之后，中国尚有祆教一本，故荀子攻之。孔子与老子分道扬镳，六艺所言，实中国之新教；化胡所用，乃帝王之旧教。开辟之初，《旧约》为宜；新教已立，旧无所用，故移中国之旧教以化西方初开之国。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，世界中一人已足。神州先开，不能不特生于中国，百世以下，天心作合，海外航海以求教于中国，即如各国各生一孔子。释教与孔子所定，法灭大通，期会皆在此时。曦阳一出，星月无光，佛法绝灭之期，即圣教洋溢海外之日。“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”，此世界中，尽用孔子之教以归大同。老释旧教，无所用之，不得不烟消火灭。天方、耶稣、天主为释教之支流，佛教之灭，统此数教而言，非如今之外教攻击佛教，耶稣、天主盛行，而释教独灭也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。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。”六合以外，道一风同。老子虽有开创之功，陈涉、吴广不过为真主驱除，然谓陈、吴无功于汉高，则非也。
中国旧所称异教：曰道、曰释。今以道为皇帝之学，归于《诗》《易》，所统佛释，虽为圣教驱除，然谓其别为一派，不属六艺则非。考佛实出《列子》，其推测民物，谭空说有，皆出于《易》；天堂地狱，轮回一切，“游魂为变”，“方生方死”之说；其善谈名理，皆出于名家，即《论语》《孟子》“坚白异同”之说。至于不婚、戒杀，特因地制宜，所以消淫杀之风，其精微宗旨，流为宋人道学，于乐教尤近，故宋人喜言《乐记》。盖佛书皆梵语，其宗派亦不止一端，昔人谓经由翻译，皆中人以《老》《庄》之说参入其中。然其议论实多出《庄》《老》之外，亦非译者所能伪造。总其会归，源出《老子》，与道家之说大同小异。《中庸》云：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知其为因俗立教，不必与中国强同。圣教大明，自消归无有，则又不必攘臂相争矣。
王、韩以《庄》《老》说《易》，为世诟病。今乃以《庄》《老》为《易》《诗》先师，而不与王、韩同病者，盖当时海禁未开，不知《庄》《列》专言皇帝，由德行科出，但剽窃玄言，流于空渺。以《庄》《列》论，已失其宗旨，推之于《易》，愈见惝恍。盖《庄》《列》所言诸经义例大同，典章制度，语语征实。亦如《王制》《周礼》发明经传义例，精确不移。如“凡之亡非亡，楚之存非存”，即说《井卦》之“无得无丧”，惟自皇帝观之，彼得此失，皆在疆宇之内，楚弓楚得，何得失之足言？又如“夏革”篇，即《诗》之“不长夏以革”，“九雒”即《鄘》《卫》二风八侯王之淇、沫、浚、妹之师说；“天地之外，更有大天地”，即《干》《坤》之外更有《泰》《否》；“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”，即《诗》之“君子万年”、“万寿无疆”；《逍遥游》之北溟之鲲、图南之鹏，即《干》之龙、《坤》之朋。《书》为行，《诗》为志。百世“大统”之治，未见之实行，故托之于思梦神游。“《诗》言志”，《诗》无“志”字，以“思”代之。《诗》多言鬼、言游，即齐思神游之说；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即“君逸臣劳”，“舜无为，有五臣而天下治”之意。孔子因百世以后之事，无征不信，故托之于歌谣、占筮。《庄》《列》师此意，故不庄语而自托于荒唐。至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，谓圣人无死地，大道长存，而后人误读“大道”为“大盗”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以表桓文之功，孟子主王道，则斥二伯之非。《庄》《列》专言皇帝，故尊道德而薄仁义，与孟子贵王贱伯之意同。韩昌黎不知道德仁义为皇帝王伯之分，乃以道德为虚名。王、韩之流以此说《老》《庄》，失其旨矣！其书于孔子有尊崇者，有诋毁者，其尊崇者为庄语，其诋毁者皆隐指后世儒家不善学者之流弊。如“《诗》《书》发冢”、“盗亦有道”，皆指后世伪儒言之，所以峻其门墙。如盗跖，岂不知其不同时，以此见其寓言。王、韩不惟不知经，亦失《老》《庄》之意。今者车辐脱，地球通，由言内之意以推言外之旨，诚所谓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与王、韩之解，有虚实之不同，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。然亦时势为之，不得为王、韩咎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