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先生说：“今日习春秋者，皆令各习一传，并习谁解，只得依其说，不得臆说。”先生曰：“六经皆可如此，下家状时，皆令定了。”
今人都不曾读书，不会出题目。礼记有无数好处，好出题目。
科举种子不好。谓试官只是这般人。
张孟远以书来论省试策题目，言今日之弊，在任法而不任人。孟远谓今日凡事伤不能守法。曰：“此皆偏说。今日乃是要做好事，则以碍法不容施行；及至做不好事，即便越法不顾，只是不勇于为善。”
“科举是法弊。大抵立法，只是立个得人之法。若有奉行非其人，却不干法事，若只得人便可。今却是法弊，虽有良有司，亦无如之何。”王嘉叟云：“朝廷只有两般法：一是排连法，今铨部是也；一是信采法，今科举是也。”
问：“今之学校，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，其它未尝过而问焉。”曰：“怪它不得，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。然上之人曾不思量，时文一件，学子自是着急，何用更要你教！你设学校，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。”曰：“上庠风化之原，所谓‘季考行艺’者，行尤可笑，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。”先生笑曰：“何其简易也！”曰：“天下之事，大正则难，如学校间小正须可。”曰：“大处正不得，小处越难。才动着，便有掣肘，如何正得！”琮。
因说科举所取文字，多是轻浮，不明白着实。因叹息云：“最可优者，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，这事大关世变。东晋之末，其文一切含胡，是非都没理会。”
有少年试教官。先生曰：“公如何须要去试教官？如今最没道理，是教人怀牒来试讨教官。某尝经历诸州，教官都是许多小儿子，未生髭须；入学底多是老大底人，如何服得他；某思量，须是立个定制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。”又云：“须是罢了堂除，及注授教官，却请本州岛乡先生为之。如福州，便教林少颖这般人做，士子也归心，他教也必不苟。”又云：“只见泉州教官却老成，意思却好。然他教人也未是，如教人编抄甚长编文字。”又曰：“今教授之职，只教人做科举时文。若科举时文，他心心念念要争功名，若不教他，你道他自做不做？何待设官置吏，费廪禄教他做？也须是当职底人怕道人不晓义理，须是要教人识些。如今全然无此意，如何恁地！”
坐中有说赴贤良科。曰：“向来作时文应举，虽是角虚无实，然犹是白直，却不甚害事。今来最是唤做贤良者，其所作策论，更读不得。缘世上只有许多时事，已前一齐话了，自无可得说。如笮酒相似，第一番淋了，第二番又淋了，第三番又淋了。如今只管又去许多糟粕里只管淋，有甚么得话！既无可得话，又只管要新。最切害处，是轻德行，毁名节，崇智术，尚变诈，读之使人痛心疾首。不知是甚世变到这里，可畏！可畏！这都是不祥之兆，隆兴以来不恁地。自隆兴以后有恢复之说，都要来说功名，初不曾济得些事。今看来，反把许多元气都耗却。管子、孔门所不道，而其言犹曰‘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’。如今将礼义廉耻一切埽除了，却来说事功！”
叶正则彭大老欲放混补，庙堂亦可之，但虑艰食，故不果行。二人之意，大率为其乡人地耳。庙堂云“今日太学文字不好”，却不知所以不好之因。便使时文做得十分好后，济得甚事！某有一策：诸州解额，取见三举终场最多人数，以宽处为准，皆与添上。省试取数却不增。其补试，却用科举年八月十五日引试。若要就补，须舍了解试始得。如此，庶几人有固志，免得如此奔竞喧哄。
说赵丞相欲放混补，叹息云：“方今大伦，恁地不成模样！身为宰相，合以何为急？却要急去理会这般事，如何恁地不识轻重！此皆是衰乱之态。只看宣和末年，番人将至，宰相说甚事，只看实录头一版便见，且说太学秀才做时文不好，你道是识世界否！如今待补取士，有甚不得？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，如彼便取不得人才？只是乱说。待补之立，也恰如掷骰子一般，且试采，掷得便得试，掷不得便不得试，且以为节制。那里得底便是，不得底便不是？这般做事，都是枉费气力。某常说均解额，只将逐州三举终场人数，用其最多为额，每百人取几人，太学许多滥恩一齐省了。元在学者，听依旧恩例。诸路牒试皆罢了，士人如何也只安乡举。如何自家却立个物事，引诱人来奔趋！下面又恁地促窄，无入身处。如何又只就微末处理会！若均解额取人数多，或恐下梢恩科数多，则更将分数立一长限；以前得举人，却只依旧限，有甚不得处？他只说近日学中缘有待补，不得广取，以致学中无好文字。不知时文之弊已极，虽乡举又何尝有好文字脍炙人口？若是要取人才，那里将这几句冒头见得？只是胡说！今时文日趋于弱，日趋于巧小，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。莫说以前，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，学舍中无限好人才，如胡邦衡之类，是甚么样有气魄！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！当时亦自煞有人。及绍兴渡江之初，亦自有人才。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，更无委曲柔弱之态，所以亦养得气宇。只看如今秤斤注两，作两句破头，如此是多少衰气！”
或问：“赵子直建议行三舍法：补入县学；自县学比试，入于州学；自州学贡至行在补试，方入太学。如何？”曰：“这是显然不可行底事。某尝作书与说，他自谓行之有次第，这下梢须大乖。今只州县学里小小补试，动不动便只是请嘱之私。若便把这个为补试之地，下梢须至于兴大狱。子直这般所在，都不询访前辈。如向者三舍之弊，某尝及见老成人说，刘聘君云，县学尝得一番分肉，肉有内舍、外舍多寡之差。偶斋仆下错了一分，学生便以界方打斋仆，高声大怒云：‘我是内舍生，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？’如此等无廉耻事无限，只是蔡京法度如此。尝见胡珵德辉有言曰：‘学校之设，所以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。国家之学法，始于熙宁，成于崇观。熙宁之法，李定为之也；崇观之法，蔡京为之也。李定者，天下之至不孝者也；蔡京者，天下之至不忠者也。岂有不忠不孝之人，而其所立之法可行于天下乎！’今欲行三舍之法，亦本无他说，只为所取待补多灭裂，真正老成士人，多不得太学就试，太学缘此多不得人。然初间所以立待补之意，只为四方士人都来就试，行在壅隘，故为此法。然又须思量，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都要来赴太学试，为甚么？这是个弊端，须从根本理会去。某与子直书曾云，若怕人都来赴太学试，须思量士人所以都要来做甚么。皆是秀才，皆非有古人教养之实，而仕进之途如此其易。正试既优，又有舍选，恩数厚，较之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，何其不平至于此！自是做得病痛如此。不就这处医治，却只去理会其末！今要好，且明降指挥，自今太学并不许以恩例为免。若在学人援执旧例，则以自今新补入为始。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，未暇计此。太学既无非望之恩，又于乡举额窄处增之，则人人自安乡里，何苦都要入太学！不就此整理，更说甚？高抑崇，秦相举之为司业，抑崇乃龟山门人。龟山于学校之弊，煞有说话，渠非不习闻讲论，到好做处，却略不施为。秦本恶程学，后见其用此人，人莫不相庆，以为庶几善类得相汲引。后乃大不然，一向苟合取媚而已！学校以前整顿固难。当那时兵兴之后，若从头依自家好规模整顿一番，岂不可为？他当时于秦相前，亦不敢说及此。”
因论黄几先言，曾于周丈处见虏中赋，气脉厚。先生曰：“那处是气象大了，说得出来。自是如此，不是那边人会。”
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
朱子七
论兵
今州郡无兵无权。先王之制，内有六乡、六遂、都鄙之兵，外有方伯、连帅之兵，内外相维，缓急相制。
本强，则精神折冲；不强，则招殃致凶。
或言：“古人之兵，当如子弟之卫父兄。而孙吴之徒，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，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。”先生曰：“巡而拊之，‘三军之士皆如挟纩’，此意也少不得。”木之同。
凡为守帅者，止教阅将兵，足矣。程其年力，汰斥癃老衰弱，招补壮健，足可为用，何必更添寨置军？其间衣粮或厚或薄，遂致偏废。如此间将兵，则皆差出接送矣。
“辛弃疾颇谙晓兵事。云：‘兵老弱不汰可虑。向在湖南收茶寇，令统领拣人，要一可当十者，押得来便看不得，尽是老弱！问何故如此？云，只拣得如此，间有稍壮者，诸处借事去。州郡兵既弱，皆以大军可恃，又如此！为今之计，大段着拣汰，但所汰者又未有顿处。’某向见张魏公，说以分兵杀虏之势。只缘虏人调发极难，元颜要犯江南，整整两年，方调发得聚。彼中虽是号令简，无此间许多周遮，但彼中人才逼迫得太急，亦易变，所以要调发甚难。只有沿淮有许多捍御之兵。为吾之计，莫若分几军趋关陕，他必拥兵于关陕；又分几军向西京，他必拥兵于西京；又分几军望淮北，他必拥兵于淮北，其它去处必空弱。又使海道兵捣海上，他又着拥兵捍海上。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，度其势力既分，于是乘其稍弱处，一直收山东。虏人首尾相应不及，再调发来添助，彼卒未聚，而吾已据山东。才据山东，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，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势已截成两段去。又先下明诏，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。是时魏公答以‘某只受一方之命，此事恐不能主之’。”蔡云：“今兵政如此，终当如何？”曰：“须有道理。”蔡曰：“莫着改更法制？”曰：“这如何得？如同父云：‘将今法制，重新洗换一番方好。’某看来，若便使改换得井牧其田，民皆为兵，若无人统率之，其为乱道一也。”“然则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只就这腔里自有道理，这极易。只呼吸之间，便可以弱为强，变怯为勇，振柔为刚，易败为胜，直如反掌耳！”
先生云：“当今要复太祖兵法，方可复中原。”又云：“诸州禁军皆不可用。几年说要拣冗兵，但只说得，各图苟且安便，无有为者。故新者来，旧者又不去，来而又来，相将积得，皆不可用。如澄冗官，见这人不可用，便除一人。而今不可用者又复留而不去，故军冗不练，官冗不澄。”寿昌。
问：“今日之军政，只有君相上下一心，拣之又拣，如太祖时，方好。”曰：“只有拣练便用。太祖时即用。如拣而养十数年，又老了，依旧无用。”
今兵官愈多，兵愈不精。
今日兵不济事。兵官不得人，专务刻削兵，且骄弱赡养，不知劳苦，一旦如何用！某尝言，宜散京师之兵，却练诸郡之兵，依太祖法，每年更戍趱去淮上卫边。谓如福建之兵趱去饶州，饶州之兵趱去衢信，衢信趱去行在，迤逦趱去淮上。今年如此，明年又趱去，则京师全无养兵之费，岂不大好！[与心]。
言今兵政之弊，曰：“唐制节度、兵。观察、财。处置等使，即节镇也；使持节某州诸军事、兵。某州刺史，民。即支郡也。支郡隶于节镇，而节镇、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，管军都头，并掌兵事，又皆是士人为之。其久则根势深固，反视节度有客主之势。至有诛逐其上，而更代为之。凡陆梁跋扈之事，因兹而有。惟是节度得人，方能率服人心，归命朝廷。若论唐初兵力最盛，斥地最广，乃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无牵制之患。然自唐末，大抵节镇之患深，如人之病，外强中干，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。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，于是削其支郡，以断其臂指之势；当时至有某州某县直隶京师，而不属节度者。置通判，以夺其政；命都监监押，以夺其兵；立仓场库务之官，以夺其财；向之所患，今皆无忧矣。其后又有路分、钤辖、总管等员。神宗时，又增置三十七将。乱离之后，又有都统、统领、统制之名。大抵今日之患，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。朝廷虽知其无用，姑存其名。日费国家之财，不可胜计，又刻剥士卒，使士卒困怨于下。若更不变而通之，则其害未艾也。要之，此事但可责之郡守。他分明谓之郡将，若使之练习士卒，修治器甲，筑固城垒，以为一方之守，岂不隐然有备而可畏！古人谓‘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’，今一切反之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