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者曰：若谓孔子传《书》只二十八篇，则《史记》所引《书》篇名，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孟子》《管子》《墨子》《尚书大传》所引《书》篇名非欤？释之曰：《书》经孔子所论定者，凡二十八篇。余则孔子所未定之《书》，犹《春秋》有已修之《春秋》、未修之《春秋》也，《诗》有删定之《诗》、已删之逸《诗》，本固不同。夫“血流漂杵”之虐，孟子不信《武成》，孔子岂肯存之乎？今所见逸诗三百余条，杂引于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、诸子，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《诗》，则《史记》及诸传记所引之《书》，岂可阑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？不疑逸《诗》，而疑删《书》，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。且《汤誓》为今学，而墨子引之为“汤说”，凡三条，则百篇所无之名矣。如以“说”为文误，不应三条皆误；如以为异篇，何以《书序》无之？此类之疑尚多，不能悉数，其详见《书序辨伪》。二十八篇中，如《尧典》《禹贡》《洪范》《无逸》等文，经纬人天，试问《史记》《汤诰、太誓》之文厕于其间，能相称否？《汉志》之《周书》七十一篇、如《世俘解》之为《武成》等类，其或有孔子已删之《书》存焉，而史迁取之欤？要之，孔子定本之《书》，伏生传二十八篇，无数十篇之亡，亦无百篇之《序》，可断断也。若云“孔氏有《古文尚书》”，所谓“孔氏”者，《汉志》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《书》也，《史记》于《鲁共王世家》何以无之？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《书》，同异若何？史公于《河间世家》何以无之？其详见《汉书艺文志辨伪》史公尊经，河间、鲁共有此巨典，岂其疏脱若是？若谓“安国以今文读之，《逸书》得十余篇”，则安国兄延年、延年子霸、霸子光世治《尚书》，应传古文，而刘歆欲立《古文尚书》，光不肯助，何也？安国《古文》传都尉朝，朝传胶东庸生，然安国又传儿宽，宽授欧阳生之子，世世传之，则今古文同出一师，何以今文无十余篇之《逸书》？且史迁尝从安国问《故》，而所闻亦无出二十八篇外者？夫《共王传》不着坏壁得书之事，孔光不助古文《书》之立，儿宽、司马不见《逸书》之文，则此条之为窜入，无可疑矣。
难者曰：《尚书大传》有引《九共篇》语，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确据。而古文《逸书》有之，又十余篇与伏生合之，明征也。释之曰：《尚书大传》自宋不传，《经说》自刘歆后多窜伪。即不然，则伏生引已删之《书》目耳。《礼》十七篇之为足本，说已见上。此云“《礼》固自孔子时而其《经》不具”，《周礼》无可考，今《礼经》皆孔子所作，昔之具不具无可考。歆盖言其不具以为伪作地耳。至云“秦焚书多散亡”，辨见前篇。高堂生所传十七篇，除《冠》《昏》《相见》《丧》四篇外，余皆大夫、诸侯、天子之礼，安得曰“士礼”乎？歆伪作《明堂》《巡狩》等三十九篇《逸礼》及《周官》五篇，皆天子、诸侯之礼。其作《七略》，曰“犹愈仓等推《士礼》而致于天子之说。”则此士礼，歆所改也。若《仪礼》之名，又述歆者改抑之辞，西汉前但曰《礼》而已。
难者曰：《儒林传》全篇粹完，若歆能窜入，则歆为《毛诗》《逸礼》《周官》《费易》《左传》，何不并窜之？释之曰：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，则证据坚确，吾诚无如之何，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。但《史记儒林传》人人共读，若骤窜群经之名，诸儒骤起，按旧本而力争，则其伪更易露。唯略为点缀一二语，使无大迹，非唯不攻，且足为其征助矣。如王肃既伪《古文尚书》，而偏缺《舜典》一篇，又缺“粤若稽古帝舜”二十八字，待姚方兴得于大桁头而后补之。其缀缉诸书，皆与原文少异，或增或漏，故示缺略。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，欲使人疑信参半，而凭托既深，卒不能去，则其术售矣。古今作伪如出一轨，《儒林传》所以独窜《古文尚书》而不他及，犹《封禅书》之窜《周官》、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之窜《左氏春秋》，皆于旁见侧出，以乱人耳目。作伪之诀皆如是，一经勘破，肺肝如见。今将刘歆窜乱之文条列于下：
古文八条
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《五帝本纪》
《史记五帝本纪》，依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而作。古文如《周官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，则添出伏羲、神农、少昊，与《史记》大相违谬，何为忽以“古文”为“近是”，得无自相矛盾乎？其添设之迹，不攻自破。
余读《谍记》，黄帝以来皆有年数，稽其历、谱、谍、《终始五德》之传，古文咸不同乖异。《三代世表》
此言《谍记》与邹衍《终始五德》之传不同乖异，如何着得“古文”二字？
于是谱十二诸侯，自共和讫孔子，表见《春秋》《国语》，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，为成学治古文者徐广曰：一云“治国闻者”也要删焉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上云“着盛衰之大指”，其为“治国闻者”之要删无可疑，忽插“古文”二字，作何解？徐广所见，犹为原本。其余可推。
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，又牵拘于《诗》《书》古文而不能骋。《封禅书》
“群儒牵拘于《诗》《书》而不能骋”，则文从矣，插“古文”二字，其“古文”，何文邪？若即《诗》《书》邪？则已该之；其《逸礼》邪？则何不别举之乎？其为添窜，不待问矣！
余读《春秋》古文。《吴世家》
《春秋》古文者，《左氏传》耳。《儒林传》《河间献王世家》无之。此忽出之，其为谰言易见。
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。《仲尼弟子传》
“孔氏古文”者何？殆指鲁共王坏壁所得之古文《论语》也。无如《共王世家》无是事何！
年十岁则诵古文。
……秦拨去古文。以上《太史公自序》
《史记贾生传》称“以能诵《诗》属《书》。”《汉书》东方朔亦称“学《诗》《书》，诵二十二万言”。无言诵古文者。且古文者，如《索隐》以为《古文尚书》邪？如刘氏以为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邪？则其妄已辨之矣。若秦只云烧《诗》《书》，何以云“拨古文”乎？其窜乱至显也。
诗书六条言《书序》者先焉
至于序《尚书》，则略无年月。或颇有，然多阙，不可录。《三代世表》
孔子之时，周室微，而《礼》《乐》废，《诗》《书》缺，追迹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，上纪唐、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。《孔子世家》
按：《书序》之伪，已详《书序辨伪》。或据此二条以为孔子有《书序》之证，不知为刘歆所窜入也。且《易》无《序》矣，而《孔子世家》之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”，此“序”字在首，不得如《正义》作《序卦》解，当亦次序之辞。此“序《书》”即不伪窜，亦非今《书序》可知也。
秦既得意，烧天下《诗》《书》、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。《诗》《书》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。《六国表》
歆云“藏人家”者，暗指古文而言，忘却博士之职不失也。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，《诗》《书》虽缺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《伯夷列传》
及至秦之季世，焚《诗》《书》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。
孝文帝时，欲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。乃闻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乃诏太常，使掌故晁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。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逸《书》，得十余篇，盖《尚书》滋多于是矣。
礼二条
诸学者多言《礼》，而鲁高堂生最本。《礼》固自孔子时，而其经不具，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，于今独有《士礼》，高堂生能言之。以上《儒林传》
辨见前。
封禅用希旷绝，莫知其仪礼，而群儒采封禅《尚书》《周官》《王制》之望祀、射牛事。《封禅书》
《周官》一篇，《史记》自《河间献王世家》《儒林传》皆不着。一部《史记》无之，唯《封禅书》有此二字，其为歆窜入何疑焉！凡作盗，皆不敢于显明，而多尝试于幽暗也。
易三条
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《孔子世家》
按：《汉书艺文志》云“孔子为之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”《儒林传》云“费直亡章句，徒以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十篇《文言》解说上下经。”《隋书经籍志》云“及秦焚书，《周易》独以卜筮得存，唯失《说卦》三篇，后河内女子得之。”《隋志》之说出于《论衡》，此必王充曾见武、宣前本也。《说卦》：“帝出乎《震》，齐乎《巽》，相见乎《离》，致役乎《坤》，说言乎《兑》，战乎《干》，劳乎《坎》，成言乎《艮》。”又曰“《震》，东方也；《离》也者，南方之卦也；《兑》，正秋也；《坎》者，正北方之卦也。”与焦、京《卦气图》合。盖宣帝时说《易》者附之入经，田何、丁宽之传无之也。史迁不知焦、京，必无之，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。至《序卦》《杂卦》，所出尤后，《史记》不着。盖出刘歆之所伪，故其辞闪烁隐约，于《艺文志》着《序卦》，于《儒林传》不着，而以“十篇”二字总括其间。要之，三篇非孔子经文。《说卦》之伪，见《易汉学辨》；十篇之伪，见《艺文志辨伪》。
周太史过陈，陈厉公使以《周易》筮之，卦得《观》之《否》。贾逵曰：“《坤》下《巽》上《观》，《坤》下《干》上《否》。《观》爻在六四，变而之《否》。”按：六爻有“变象”，有“互体”是谓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。《陈世家》，《田敬仲完世家》略同
初，毕万卜仕于晋国，遇《屯》之《比》。贾逵曰；《震》下《坎》上《屯》，《坤》下《坎》上《比》，《屯》初九变之《比》辛廖占之曰“吉。《屯》固《比》入，吉孰大焉！其后必蕃昌。”《晋世家》。《魏世家》略同
顾氏炎武《日知录》曰“凡卦爻二至四、三至五，两体交互，各成一卦，先儒谓之‘互体’。然夫子未尝及之，后人以‘杂物撰德’之语当之，非也。其所论‘二与四、三与五同功而异位’，特就两爻相较言之，初何尝有‘互体’之说？……《晋书》荀𫖮尝难钟会‘《易》无互体’，见称于世，其文不传。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‘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、胡翼之、王介甫三家《易》，何也？’南轩曰：‘三家不论互体故耳。’……朱子《本义》不取‘互体’之说，唯《大壮》六五云：‘卦体似《兑》，有羊象焉。’不言‘互’，而言‘似’，‘似’者，合两爻为一爻，则似之也。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，不如言‘互体’矣。《大壮》自三至五成《兑》，《兑》为羊，故《爻辞》并言‘羊’。”全氏祖望《经史问答》曰：“汉、晋诸儒无不言‘互体’者，至王辅嗣、钟士季始力排之，然亦终不能绌也。特是汉儒言‘互’，只就一卦一爻配象，未能探其所以然。至王伯厚作《郑康成易注序》始发之，谓‘八卦之中，《干》《坤》纯乎阴阳，故无互体。若《震、巽、艮、兑》分主四时，而《坎、离》居中以运。是以下互《震》而上互《艮》者，坎也；下互《巽》而上互《兑》者，《离》也。若《震、巽》分《干》《坤》之下画，则上互有《坎、离》；《艮、兑》分《干》《坤》之上画，则下互有《坎、离》；而《震、艮》又自相互，《巽、兑》又自相互，斯阴阳老少之交相资也。’愚再以十辟卦推之：五阳辟，以《震、兑》与《干、坤》合而成；五阴辟，以《巽、艮》与《干》《坤》合而成；乃《夬》《姤》近乎纯《干》，《剥》《复》近乎纯《坤》，故无互体。而《艮、兑》之合《干》《坤》也，为《临》，为《遁》，则下互有《震》《巽》；《震、巽》之合《干》《坤》也，为《大壮》，为《观》，则上互有《艮》《兑》。至《干》《坤》合而为《泰》，则下互《兑》而上互《震》；《干》《坤》合而为《否》，则下互《艮》而上互《巽》。《坎》《离》于十辟卦虽不预，而以《既、未济》自相互，是阴阳消长之迭为用也。盖伯厚八卦之旨，即‘中央寄王’之义也。愚所推十辟卦之旨，即‘六律还宫’之义也。是以朱子晚年谓从《左氏》悟得互体，而服汉儒之善于经说者，有自来矣。”按“互体”之说，实创于刘歆，经无之也。歆窜入《左传》，则惑人深矣。史公受杨何之《易》，必无之，盖亦歆所窜入也。若互体之谬，钟会发之于前，张南轩、顾亭林述之于后，可谓绝世之识，惜其不知《左传》为伪说。朱子卒亦惑之，全谢山更无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