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左传正义》
[疏]“推此”至“备矣”。
○正义曰：上云“情有五”，此言“五体”者，言其意谓之情，指其状谓之体，体情一也，故互见之。一曰微而显者，是夫子修改旧文以成新意，所修《春秋》以新意为主，故为五例之首。二曰志而晦者，是周公旧凡，经国常制。三曰婉而成章者，夫子因旧史大顺，义存君亲，扬善掩恶，夫子因而不改。四曰尽而不污者，夫子亦因旧史，有正直之士，直言极谏，不掩君恶，欲成其美，夫子因而用之。此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虽因旧史，夫子即以为义。总而言之，亦是新意之限，故传或言“书曰”或云“不书”。五曰惩恶而劝善者，与上微而显不异，但劝戒缓者，在微而显之条；贬责切者，在惩恶劝善之例，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，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。五者《春秋》之要，故推此以寻经、传，触类而增长之，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，观其善恶，用其褒贬，则王道之正法，人理之纪纲，皆得所备矣。从首至此，说经、传理毕，故以此言结之。“触类而长之”《易 上系辞》文也。二百四十二年，谓获麟以前也。以后经则鲁史旧文，传终说前事，辞无褒贬，故不数之也。触类而长之者，若隐四年经书“翚帅师”，传称羽父固请，“故书曰‘翚帅师’，疾之也”。十年经亦书“翚帅师”，传虽不言“书曰”、“故书”，是知与上同为新意。又隐元年传“曰‘仪父’，贵之也”，则桓十七年云“仪父”，亦是贵之是也。
或曰：《春秋》以错文见义。若如所论，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。先儒所传，皆不其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