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按：元后作民父母，所谓民者，岂止中国之民哉？凡天地所覆载、具形体有知识者皆吾赤子也。圣人一视以同仁，兼爱夫内外远近之民，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，苟限区域而为之爱恶，于遐外之民必欲剿戮灭绝之，岂父母之心哉？
熹平六年，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：“鲜卑寇边，请发兵出塞击之。”先是，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，欲立功自效，请中官王甫求得为将，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，大臣多不同者，乃召百官议。蔡邕议曰：“自匈奴遁逃，鲜卑强盛，据其故地，才力劲健，加以关塞不严，禁网多漏，精金良铁皆为贼有，汉人逋逃为之谋主，兵利马疾过于匈奴。今育、晏虚计二载，自许有成，若祸结兵连，岂得中休，当复征发转运无已，是为耗竭诸夏，并力蛮夷。夫边陲之患，手足之疥搔；中国之困，胸背之瘭疽。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，况此丑虏而可伏乎？天设山河以别内外，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，岂与虫岂之虏校往来之数哉？今乃欲以齐民易丑虏，皇威辱外夷，就如其言，犹已危矣，况得失不可量邪。”帝不从，遣育出高柳、晏出云中，大败，丧其节传、辎重，各将数十骑奔还，死者什七八。
隋炀帝大业六年，帝幸突厥启民可汗帐，高丽使者在启民所，启民不敢隐，与之见帝，裴矩说帝曰：“高丽，汉、晋皆为郡县，今乃不臣，先帝欲征之久矣，今其使者亲见启民，举国从化，可因其恐惧，胁使入朝。”帝从之，敕牛弘宣旨，令使者还语高丽王入朝。至是不至，乃谋讨之，课天下富人买马，匹至十万钱，简阅器仗，或有滥恶，使者立斩。敕幽州总管往东莱海口造船，官吏督役，昼夜立水中，不敢息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。又敕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造戎车五万乘，发河南、北民夫以供军需。舳舻千里，往来常数十万人，昼夜不绝，天下骚动，士卒死亡过半，耕稼失时，谷价踊贵，斗米直数百钱，重以官吏侵渔，百姓穷困，于是相聚为盗。至是所在蜂起，不可胜数，攻陷城邑，杨玄感等乘之而起，隋遂以亡。
胡寅曰：“炀帝前此下林邑，克契丹，大破吐谷浑，朝赤土，服伊吾，致高昌，降突厥，来处罗，无不如志，此贤主所未必得者而炀帝能之，所谓天助不善，非祐之也，厚其毒而将降之罚耳。若使军师说客于彼七国有摧败龃龉，则辽东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，以苻坚善于治国，兵威之敌施之江南，遂至亡灭，又况炀帝乎？故天以武功张于前，以祸乱蹙于后，然后逆贼之狱成而大罚加矣，网恢恢而不失，可不畏哉。”
叶适曰：“高丽本微贱不足论，然隋、唐之所以兴亡节目关系却在此。自秦汉以来，中国所甚患者不过匈奴，始皇时天下新统一，秘记言‘灭秦者胡也’，于是空国以事胡，又为奢侈奇刻以摇动之，陈胜、吴广因以为乱；汉武帝亦缘累世为匈奴所侵，欲乘其富强并力除治，天下困弊，几至大乱。若高丽，则东海一隅之小夷，本未尝为中国之难，隋文帝新合天下为一，其时突厥已自稽首承顺，炀帝巡游亲至突厥帐，偶因高丽之使在启民所，缘裴矩一言，遂成此祸。裴矩见天下大势已合，亦欲高丽效朝贡以见其得意，而不知大乱之端乃发于此。自此天下骚动，炀帝亲屈万乘至其国都，大合天下兵力以较一城之胜负，推理论之，无有不败，虽以黄帝之兵无能为也，既不能克，遂至再伐，而天下已乱。盖陈胜、吴广所以乱秦者在匈奴，而杨玄感所以乱隋者在高丽。”
臣按：胡、叶二人之论，胡氏责其君，叶氏责其臣，其言皆切要，后人主欲兴兵旅，宜以炀帝为戒，其臣有所建说者，宜以裴矩为戒。
唐贞观十七年，新罗遣使言百济与高丽连兵，谋绝新罗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遣使赍玺书谕之，盖苏文不奉诏，使还上曰：“盖苏文弑君，不可以不讨。”褚遂良曰：“今中原清晏，四夷慑伏，陛下之威望大矣，乃欲渡海远征小夷，万一蹉跌，伤威损望，更兴忿兵，则安危难测也。”李世杰曰：“间者薛延陀入寇，陛下欲发兵穷追，用魏徵之言遂失机会，不然薛延陀无遗类矣。”上曰：“然，此诚征之误，朕寻悔之而不欲言，恐塞嘉言之路耳。”遂欲自征高丽，遂良复谏曰：“天下譬犹一身，两京心腹也，州县四肢也，四夷身外之物也。高丽罪大，诚当致讨，但命一二猛将，将四五万众，取之如反掌耳。今太子新立幼稚，诸王陛下所知，一旦弃金汤之全，逾辽海之险，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，皆臣之所甚忧也。”群臣亦多谏者，上皆不听。
范祖禹曰：“高丽臣属于唐而其主为贼臣所弑，为大国者不可不讨，然何至于自征之乎？太宗若从遂良之言，虽伐而不克，未大失也。”
太宗征高丽，房玄龄疾笃，谓诸子曰：“吾受主上厚恩，今天下无事，惟东征未已，群臣莫敢谏，吾知而不言，死有余责。”乃上表曰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’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，拓地开疆亦可止矣。且陛下每决一重囚，必令三覆五奏，素膳止乐者，重人命也。今驱无罪之士卒，委之锋刃之下，使之肝脑涂地，独不湣乎？向使高丽违失臣节，诛之可也；侵扰百姓，灭之可也；它日能为中国患，除之可也。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，内为前代雪耻，外为新罗报仇，岂非所存者小、所损者大乎？愿陛下许高丽自新，焚凌波之船，罢应募之众，自然华夷庆赖，远肃迩安。”
臣按：玄龄从太宗起兵间，熟知兵戈之害，且知道理、识事体，故其临终之言恳款精切如此，所引决囚事以明人命至重，可谓纳约自牖矣。
玄宗天宝六载，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，忠嗣上言：“石堡险固，吐蕃举国守之，非杀数万人不能克，臣恐所得不如所亡，不如厉兵秣马，俟其有衅然后取之。”帝意不快，将军董延光请行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，忠嗣不得已，奉诏而不尽如所欲，李光弼曰：“大夫以多杀士卒之故，不欲成延光之功，虽迫于制书，实夺其谋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，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。然此天子之意也，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，大夫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？”忠嗣曰：“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，得之未足以制敌，不得亦无害于国，故忠嗣不欲为之。忠嗣今受责天子，不过以一将军归宿卫，其次不过黔中上佐，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！”
臣按：帝王举事以义理为主，使其地本吾物也，在吾有可取之义，因其衅而取之可也。苟非吾之故物而义有所不当，取彼虽有衅，吾亦不可幸灾乐祸，出其不意而掩有之，况彼本无衅哉。
天宝十三载，剑南李宓击南诏，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，闭壁不战。宓粮尽，士卒瘴疫、饥死什七八，乃引还，蛮追击之，全军皆没。杨国忠隐其败，更以捷闻，益发中国兵讨之，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，无敢言者。
范祖禹曰：“壅蔽之为害深矣，明皇信一杨国忠，丧师二十万而不知其不亡，岂不幸哉！国忠欺蔽如此，而举朝亦无一人敢以实告其君者，盖在位皆小人也。当是时，明皇享国四十余年，自以为万世之安而不知祸乱将发于朝暮，由置相非其人也，可不戒哉。”
胡寅曰：“杨国忠、鲜于仲通开南诏之隙，丧师几二十万，高仙芝击大食，丧师三万，安禄山讨奚、契丹，丧师六万，前此杨忠最讨反蛮，所杀又十一万夫。为天养人者天子之职也，将师杀之如此，而明皇不知，失职久矣，其能免乎。”
臣按：伊尹有言：“一夫不获，时予之辜。”则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为之养民，有一人之不得其所，乃其罪也。天子享万民之奉而为之主，假有一人死于非命，固失其所以受天命为天养民之意，而有负于斯民所以奉我者矣，况数十万人之命乎？人君宜体天心，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，固相君者之罪，一人之死非其命，岂非君民者之罪乎。用是兢兢业业，深思远念，非为民而不轻用人之命，如此，可以永保天命而仁声洋溢于天下，庆泽流衍于万世矣。
德宗时，吐蕃尚结赞屡遣使求和，上未之许，乃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，燧信其言，为之请于朝。李晟曰：“戎狄无信，不如击之。”张延赏与晟有隙，数言和亲便，上亦素恨回纥，欲与吐蕃击之，遂与燧、延赏计，延赏又言晟不宜久典兵，上乃谓晟曰：“朕以百姓之故，与吐蕃和亲决矣，大臣既与吐蕃有怨，宜留辅朕。”加晟太尉，罢镇，时遣崔干使吐蕃约和，尚结赞请以浑瑊主盟，盟于平凉，瑊发长安，晟深戒之，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，延赏言于上曰：“晟不欲盟好之成，故戒瑊以严备，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，盟何由成？”上乃诏瑊切戒，以推诚待虏，勿为猜疑。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，延赏集百官称诏示之，曰：“李太尉谓和好必不成，今盟日定矣。”晟闻之泣曰：“吾生长西陲，备谙虏情，所以论奏，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。”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、韩游环屯洛口以为瑊援，元光谓瑊曰：“潘原距盟且七十里，公有急何从知之？请与公俱。”瑊以诏旨固止之，元光不从，与瑊连营相次，距盟三十余里。元光濠栅深固，瑊濠栅皆可逾也，元光伏兵于营西，游环亦遣五百骑伏于其侧，曰：“若有变，则汝曹西趋柏泉以分其势。”将盟尚结赞，又请各遣游骑数十，更相觇索，瑊许之。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，游骑贯穿唐军，入无禁，唐骑入虏军悉为所擒，瑊等皆不知。入幕易礼服，虏伐鼓三声，大噪而至，瑊自幕后出，偶得他马乘之，伏鬛入其衔，驰十里衔方及马口。虏纵兵追击，唐将卒死者数百人，副使崔汉衡被擒。瑊至其营，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，虏骑乃还。是日，上视朝，谓诸相曰：“今日和戎息兵，社稷之福。”柳浑曰：“戎狄，豺狼也，非盟誓可结，今日之事，臣窃忧之。”李晟曰：“诚如浑言。”上变色曰：“柳浑书生，不知边计，大臣亦为此言邪？”皆顿首谢。是夕，韩游环表言虏劫盟者，兵临近镇。上大惊，谓浑曰：“卿书生，乃能料敌如此其审耶？”上欲出幸，大臣谏而止。初，吐蕃尚结赞恶李晟、马燧、浑瑊，曰：“去三人则唐可图也。”于是离间李晟，因马燧以求和，欲执浑瑊以卖燧，使并获罪，因纵兵直犯长安，会失浑瑊而止。
范祖禹曰：“人君于其所不当疑而疑之，则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李晟之功，社稷是赖，德宗猜忌，使忧惧不保朝夕，至于才邪之诡计、戎狄之甘言则推诚而信之不疑，由其心术颠倒，见善不明故也。延赏以私憾败国殄民，刑孰大焉，德宗曾不致诘，使之得保首领死牖下，幸矣。”
臣按：自春秋以后，世之盟者鲜矣，德宗乃听小人之言而与吐蕃盟，虽以百战功臣如李晟者屡言之而不见听，卒堕外夷之计而为所笑，幸而不尽如其计。使其计果行，则李晟既已为所离间矣，而又失浑瑊、马燧，而德宗岂不至于又出幸耶。呜呼，柳浑之言药石也，后世谋国者所当深念而以为戒。